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从上博简《仲弓》篇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上博简《仲弓》篇是久佚的记载孔子"为政"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使人们对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上博三《仲弓》篇和《论语·子路》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对读,这为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也为《论语》的释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从注释性经学到观念性哲学——20世纪《论语》诠释特点及其走向

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释《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我们读《论语》时,往往要参考司马迁的《史记》。因为《论语》的性质原属“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这些言论记载下来了,可是他的话是在什么场合和形势之下讲的,几乎都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我们可以靠《史记》作些考证。拭举一例: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马。” 《论语》里只有这样简单     

《论语》疑难句辨惑六则

《论语》中的疑难句,历代注家歧解纷纷,使得《论语》读者疑惑迷茫,无所适从。兹择取《论语》中"贤贤易色"、"有耻且格"、"无適无莫"、"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何有于我哉"、"色斯举矣"等疑难语句,在广搜文献依据的基础上,予以释疑辨惑,以便更好地解读《论语》。     

释《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可见司马迁原来是孔安国的弟子。孔安国做过《论语》的训说(见何晏《论语集解序》),因而司马迁对于孔安国《论语》的训说,照理未尝没有所闻。至今看来,司马迁所有叙述到《论语》的地方,就很可珍贵,可供采取的胜义确实有的。兹举一例如下: 《论语·子路》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单从《论语》的简单字面上,我们完全看不出孔子当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才明白孔子说这话是在卫国的时候。《世家》说: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匠心独运 各显千秋——评《论语》的两个英译本

Arthur-Waley（亚瑟·韦利）的《论语》英译本影响较大,至今广为流传;中国是《论语》的故乡,中国学者也有新译本相继问世。以Arthur-Waley和丁往道译本《论语·颜渊第十二）中（一）（二）（二十二）三个段落为例,从译者身份和翻译目的、对原文的理解和细节处理、译文的风格等三个方面入手,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主弼《论语释疑》研究

<正> 1.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分别注释了《论语》。然而这两部书的历史意义却大不相同:何晏的《论语集解》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而王弼《论语释疑》则宣告了玄学《论语》时代的开始。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由于何晏无可争议的玄学创始人地位,后人往往先入为主,将《论语集解》划入玄学著作范围,然后从中搜寻编者关于“无”、“无为”,“自然”的只言片语,以证明何晏玄学思想。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第一,《论语集解》出自多人之手,是集体编纂的官书,不是何晏本人的专著。据《论语集解》序,参加者除何晏之外,还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岂页)。其中孙邕,郑冲、荀(岂页)都是传统派儒家人物,不是正始玄学家。第二,《论语集解》绝太多数篇幅都是引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即使这些编纂者的文字全部代表何晏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也与汉儒无异。可以说,《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何晏玄学思想的代表作。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论语》学"名目溯源

《论语》自战国初期成书以后,研习者众,汉文帝时曾立为传记博士。两汉之世以《论语》名家者颇多,《汉书.艺文志》述其流脉,著录相关研究著作。自汉历魏晋六朝而隋唐,其学不辍,然未有“《论语》学”之名目。“《论语》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出现于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三《籍溪胡先生宪墓表》云:“原仲(胡宪之字)自言少从其从叔文定公传《论语》学,时时为予诵说,以为治道之要也。”此处“《论语》学”仅是泛言习读《论语》以为进学之一途。汉唐史志著录《论语》研究著作皆附列于六艺之后,未置为单独一类。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区…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孔子艺术心理学思想新释

《论语》开宗明义三句话,第一句说的是“说（悦）”,第二句说的是“乐”,第三句说的是“不愠”。这三句话给《论语》全书、给儒家学派的整体风格,从心理上定下了基调。“说”作“喜悦”讲,在《论语》里出现１１次;“乐”作“快乐”讲,在《论语》里出现１５次,足见...     

"无友不如己者"释义正解

《论语·学而》(1·8)云:“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是孔子强调君子修德进业的千古名句之一。然而,对其中“无友不如己者”之释义,却历来众说纷纭。概而言之,约有三端:其一,理解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朱熹《论语集注》、皇侃《论语义疏》、杨伯峻《论语译注》、赵杏根《论语通译》等皆持此说。)其二,理解为“不要与不同类的人交朋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唐满先《论语直解》、来可泓《论语直解》、杨润根《发现论语》、钱逊《儒学圣典〈论语〉》、安作璋主编《论语…     

张凭《论语》注研究

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其《论语》注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对之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和《周易》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和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中张凭十二条《论语》注的校对,对我们研究张凭《论语》注也有所裨益。     

《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辨

《论语·乡党》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杨伯峻先生翻译为:“粮食不嫌舂得细,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也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作为“嫌”义的例证。这样解释尚可商榷。《说文解字》中“厌”作“(?)”,解作“饱也,足也。”是个从甘从肰的会意字,意即狗肉甘美,所以吃得很饱足。段玉裁注:“饱足则人意倦矣,故引申为厌倦、厌憎。”这样,“厌”就有了“饱足”“厌恶”两义。杨、王二先生于此解“厌”为“嫌”,而“嫌”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厌恶,不满意,其实也就是“厌倦”“厌憎”义委婉一些的讲法。这样解释是否符合文意呢?我们知道,孔子毕生追求、宣扬“仁”、“礼”,对衣食住行倒是挺马虎的。在《论语》中不少地方记载着孔子的原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     

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

陈祥道《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以义理训解为主、完整解说《论语》的著作,也是宋代荆公新学派《论语》学的集成性作品,是《论语》学转向＂宋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陈祥道以通经明义为宗旨,以文字训诂为手段,融通全经,又博采群书,连类引伸,多有益于义训。他学承王安石,长于＂三礼＂,精通老、庄,以礼制诠释《论语》,又援老、庄之说以论义,排斥旧说,造为新义,特色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