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二重性简论

文化作为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架构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谓之“传统”。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探究中国文化（本文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传统，对于理性地批判、继承、转换和超越传统，从而更好地完善文化本体建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传统不仅是昔日的陈迹，也是现代的影象，更必是未来的基因。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审视，并将其与别种文化形态相比较，不得不承认它有极深邃的底蕴和极…     

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

林逋谋官从政之举屡遭失败,谋隐揖退之道却大获成功,所以没有“谋官谋隐两无成”的痛苦;而作为诗人,他却抬起头来。他的诗虽多半描写山水景物,与社会生活有一定距离,但坚持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与“西昆体”对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斥候和先导,透露出宋代诗歌革新的消息,这是难能可贵的。     

高友工的“内化原则”与中国抒情传统建构

高友工建构出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整个汉学界都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主脉就是“抒情传统”,而“内化”恰恰是这一“传统”的关键原则。从“内化原则”出发,高友工对整个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情感生发机制做出的阐释,对于主体的认知结构的理解等为后人继承“抒情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坚的精神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依旧风华正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而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本传统”“革新思想”“和合理念”“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等文化基因,借助文化固有的整合与认同力量实现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在新时代,要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就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中日文化视野中的“道”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上一脉相承。日本的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大多源自中国。然而在文化观念上却显示出两国的解释学差异。中国人最注重“道”而不轻言“道”。中国文化中的“道”更为沉重，更为超越，更为终极，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而在日本文化中，音乐、书法乃至武术进击等都常以“道”名之，蕴涵着幽闲古雅的温柔之美，但缺乏一种撼动人心的气质和精神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刻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自我形象的建构

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美国华裔作家,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颠覆被美国主流文化“他者化”的华裔形象。然而,美国华裔作家在华裔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不仅将美国主流霸权文化“他者化”,而且在主观上区别华裔文化与中国文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矛盾态度表明,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目的不在于承传中国文化,而旨在建构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在“东方主义”的裂缝中为华裔开拓出生存的空间。     

荣格的文化建构思想及其现代性

荣格的文化建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的。荣格坚信,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东方精神和西方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他所找到的共通层面。在他看来,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必须放弃一种外在性的立场,坚持一种内在性的立场:“用心灵去体验”、“在我们的内心寻求”异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牺牲”本土精神的同时,“站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这样,我们所完成的文化交流才是在“集体无意识”这个根本共通层面上的灵魂的震颤,而不是浅尝辄止的涉猎。这种思想有助于我国学界摆脱文化建构中的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     

五四精神的命运

“五四”精神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五四”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这造成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传统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现代社会领域的文化革命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成功,“五四”精神的衰退。当前的改革将消除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错位,复兴“五四”精神,全面实现现代化。     

《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兼论刘清平、郭齐勇诸先生之失

在有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学术争论中,儒家思想的批评者们缺少对古典文献的整体把握,而拥护者们利用近现代的政治观念解读传统文献也有本土化语境上的障碍。对于“隐”字,传统训诂释义有未尽之处,本文从“隐”与“直”的语义关系入手,重新阐释了“亲亲相隐”的内涵。     

温情、幽默与边缘化：张新泉诗歌的巴蜀文化精神特质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看 ,张新泉的诗歌集中地体现了滋养他的巴蜀文化的精神特质 ,即在坚守边缘化的写作立场上创造出充满巴蜀传统感伤和温情的“新现实主义”诗篇 ,从而形成了文火般美丽而刚强的艺术风格和幽默隽永与新颖别致的诗风。这些特征一方面凸现出巴蜀文化“重实际 ,黜玄想”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又与川人面对矛盾的一贯策略相对应。     

五四精神的断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

文章认为,五四的精神主旨是彻底地反封建:它坚持文化上的开放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做出了“顺应”的反应;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体现了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和永恒的主题,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从整体上彻底完成反对封建旧文化、建构现代新文化的任务,使五四精神出现了断裂。这就造成了建国以后不能全面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一些西方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更是极力加以排斥;在此同时,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活并顽强地发挥作用,终于酿成了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人的素质下降的恶果。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正确地评价和估量五四,恢复、继承、发扬和发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重新建构我国现代新文化。     

“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学理研究——基于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分析

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增强,乃至今日,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独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人们曾一度把他看作是一位解释政治哲学传统经典的优秀阐释家,但是,今天人们已经开始把他看作是一位凭借自己的哲学思想成名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通过对西方传统经典的解释发现:“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好的政制需要政治哲学,却承担不起对政治哲人的认可,这是政治生活的根本困惑.为了克服这种政治哲学的悖论,施特劳斯提出运用“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相结合的写作艺术作为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此中的微言大义破解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千年难题.     

＂Things Become＂ and ＂Things Becoming＂： Tradition and Cross-cultural Systems

从宇宙观到认识论的各种思维方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各方面自在和潜在的指导原则,就是传统。传统包含两个层次：“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古籍就是中国文化的遗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谱系。这个“过程”因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典籍和事物的不同解读和诠释而各异。这个“过程”所形成的传统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特别是“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强调“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抵制全球文化的单极性和同质性,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争取多元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世界进入多元多变的时代,研究传统的变异性和持续性,研究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发展,将使传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创新,推动人类走向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治国富民”的社会理想、“义利相兼”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协和万邦”的世界胸怀是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现代化建设的奋斗者,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软实力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     

论青年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

国民的广义的心理状态,与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在心理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一冲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人的精神素质,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青年鲁迅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他从比较和参照中看到传统文化的许多缺点,西方文化的某些优长,并从而使他在择善而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富于时代色彩的新的文化意识。考察一下青年鲁迅在当时是如何更加着重于积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先进的思想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在借鉴外国时如何摆脱单纯的技术设备,管理制度的引进而特别注意于更新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心理结构,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苏轼精通医药

说起苏东坡,人们都称道他是文学艺术上的全才,其实他还精通医药,这从他的文章、信札和别人的笔记以及《苏沈良方》一书中,可以找到不少材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子部五·医学类》:“二人(苏轼、沈括)皆不医名,而皆能通医理。”但在“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辈对医药一行是不屑为之的。苏轼精医术除个人爱好外,主要原因是他在仕途上一再受贬谪,接近下层人士,同情人民疾苦,因而留意于“卧者使之起”、“鬼门转其足”的“歧黄”之术,诚如明刻本《苏沈内翰良方》序所称,这是“坡老之隐抱”。据记载,苏轼于宋哲宗元祐五年来杭州任知州,是年杭州瘟疫流传,他献出早年得之于四川隐     

周初"德"字及其观念的产生

“德”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德”之观念的自觉使用使得“德”字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概念,“德”的观念亦由此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精神世界的基本源头,标志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开始。一般认为“德”字始于周初,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的涵义是较为宽泛的,它既代表某种高尚的品格和以此为心理基础的行为,又表示拥有这种品格或行为的人,同时还可以指代不包含价值属性的一般心理状态,甚至还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礼”的涵义。“德”之观念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世界有序化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在此基础上,“德”由观念形态逐步上升为规范形态,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亦由此而渐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