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一部《史记》奠定了他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创作这部不朽的传世名作时,却历尽了千辛万苦,饱经磨难。年轻时调查、考证,收集有关史料,不避艰险,进行了两次大漫游。第一次,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第二次,“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此次虽为“奉使”,但使他日后写《史记》中有关少数民族部分获益非浅。特别是中年的司马迁,正当《史记》“草创未就”时,不幸遭了李陵之祸,为了完成写作,他甘愿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史记》断限考略

《史记》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论这一角度,考察《史记》断限。一、《史记》的两个断限计划《太史公自序》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下限上。梁启超认为《自序》末段“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窜入的。其理由是:“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     

《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

《史记》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反复阅读的一种典籍。陶渊明反对暴秦统治,反对苛剥百姓,提出“桃花源”理想,这些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     

《史记》书法六题

《史记》书法六题阎晓丽《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文学著作。司马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历史观和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种观点...     

从《史记》的文学性看司马迁的文学观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不朽著作《史记》是“成一家之言”的划时代的作品。“一家之言”熔铸在《史记》中,表现为他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伦理各个领域的观点,内容极其丰富。这里仅就他的文学观略加论述。     

《史记》的史学特点之成因

治史学史者,无不将汉代史学作为一个重要视城。司马迁的巨制（史记）,千百年来一直为治史者所瞩目。笔者不揣浅陋,将《史记》的史学基本特点之成因作一初步的勾勒、描述,以请方家指正。1在历史编纂学中,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1]。“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2]这种体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组织材料编写史书,即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按年月的顺序编写成“本纪”．其他相对次要的人物则列入“世家”或“列传”。关于“本纪”,《史记正义》云：“本者,系其本…     

《史记》成书浅谈

<正>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两方面给予评价的。也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呢?多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问津者甚多,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更好地批判继承《史记》这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就《史记》成书原因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

正史中有七部河渠志，即史记、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司马迁有感于水之利害与国计民生关系至切，创《河渠书》，以记战国至西汉武帝时全国水利建设的概况。班固《沟血志》则以记黄河为主，盖西汉河患严重使然。此后修史者均以河患多寡为是否设河渠志之准则，东汉至唐中期，黄河相对安定近八百年，故《后汉书》至两唐书均无河渠志，宋代以后河患严重，故各史均列河渠志篇。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

司马迁曾多次说,《史记》是效孔子《春秋》而作,当壶遂把《史记》和《春秋》比论时,他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那么,《史记》和《春秋》的关系如何?二者有何异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演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史记》、《春秋》撰作的目的和方法略加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