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测算

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会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也会对投资母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数理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利润汇回效应和贸易效应所包含的七个渠道影响母国国际收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会造成母国国际收支净效应为负的情形,但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累积,国际收支净效应会逐步为正。最后本文测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近年来国际收支净效应持续为负,但对改善 “双顺差”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针对加工贸易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应用分析

 在中国近三十年发展中,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普通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做了进一步开发,编制出中国针对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然后采用包含居民部门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就2002年与2007年中国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从2002年至2007年,出口对中国总产出、增加值和劳动投入的诱发量均显著增强,其中加工出口所诱发的绝对量大大小于非加工出口,但其诱发增长速度超过了非加工出口;从拉动机制看,出口对总产出和增加值的间接诱发系数增大,引致诱发系数却在下降;出口对劳动投入的直接诱发系数、间接诱发系数和引致诱发系数均在下降。     

2016版CSNA有关FISIM系列修订及其影响的定量测度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就FISIM核算主体、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分摊方法进行了修订。本文较系统地考察了系列修订对FISIM产出和支出法GDP的影响路径，定量测算了系列修订对核心经济指标的具体影响效果。本文的测算结果表明，因采用2016版CSNA方法进行核算，FISIM产出提高了21.83%，其中，核算主体修订引致的“拓展效应”、核算范围修订引致的“缩减效应”和核算方法修订引致的“调整效应”分别贡献了FISIM产出规模提升的69.77%、-72.78%、103.03%。FISIM系列修订使生产法GDP规模提高了0.33%。尽管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已经过一次调整，FISIM分摊方法的再次调整仍将推动支出法GDP提升，并使得最终消费率提升至51.33%，净出口率提升至3.62%。FISIM核算方法的系列修订不仅更客观地反映出经济总量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更准确地刻画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金融中介服务的影响。     

产出缺口、产出增长率与泰勒规则

传统的泰勒规则是以产出缺口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指标,由于产出缺口的不可观测性直接导致了利率反应函数估计精度的下降。以产出增长率缺口替代产出缺口,重新对泰勒规则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使用GDP增长率缺口替代产出缺口,显著地改善了利率反应函数的估计效果;从预测误差来看,后顾性利率反应函数的预测结果更接近于实际名义利率,而前瞻性模型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差。这说明中国利率调整政策更多地依赖于以往的经验而前瞻性预期相对较弱,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是谨慎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     

资本错配会诱发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吗

当前要素错配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前沿文献更多关注劳动力错配而非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多部门模型,以资本流动系数表征资本错配水平,结合中国1978-2010年八大产业面板数据定量测算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配置效率整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为负,源于资本错配引发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突出,诱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6%。同时,资本错配使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形成较大缺口,实际产出仅占潜在产出的70%-89%。这可能源于金融系统的垄断抑制资本自由流动,引致产业间资本出现较大程度的错配,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效率损失。     

基于时变参数的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本文应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样本区间影响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产出弹性，并计算得到各因素对经济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时变参数方法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精确度很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模式，促进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和转型冲击

本文将新古典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归置于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建立了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的复合增长模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本向新兴创新行业转移，而产品创新也加深了市场垄断程度，由此带来了“转型冲击”，而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转型后的经济增速会出现短期负面冲击，在长期则显示持续的反弹。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发现中国目前投资拉动的现象比较明显，经济整体上还未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创新引致了我国产出增长率的短期下滑，但长期则有利于其持续提升，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     

工业环境效率测算及其在行业分类管理中的应用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我国工业行业最终需求引致的二氧化硫直接和完全排放量,并以完全二氧化硫排放量代替传统利用直接排放量的方式来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利用DEA-SBM模型测算完全环境效率,同时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环境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仅考虑行业二氧化硫直接排放量会低估该行业污染总量,并对后续环境效率计算分析造成较大误差;而对比是否考虑非期望产出两种情况下环境效率高低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行业非期望产出的影响率不同;根据影响力系数和环境效率可以把行业分成四类,不同类别的行业环境政策调整措施不同.     

投资对经济影响的定量计算

投资的增加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目前在计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时．主要是计算投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百分点。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计算上述两个指标时．采用了大量的比例关系和假设．得出了一个比较粗略的结果。实际上．投资不完全集中在某一生产部门．而是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另外，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相同的投资会产生不同的产出。其次，投资诱发的产出．既有投资直接影响该部门而诱发的直接产出．又有投资通过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国民经济各环节间的关联而诱发的间接产出。第三，投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部分投资最终转化为资本形成．一部分投资形成当期的最终消费。故而要准确计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绝非一件易事。比较流行的一种计算方法是利用投人产出模型计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这一方法．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中国省际GDP强影响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最新前沿的宏观经济数据诊断和空间面板模型理论和方法,对我国30个省（西藏除外）1999-2011年的省际GDP强影响性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B-N分解深入研究了其形成机制。主要结论表明：我国省际GDP不仅空间关联,而且存在着显著的强影响性特征,每一年样本信息对于样本期内全部信息的影响程度和大小存在着差异。同时,我国省际GDP强影响性特征具有极其显著的形成机制,随机性成分是造成强影响性的主要根源,周期成分也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以上结论对于我国省际GDP强影响性特征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进一步对于我国政府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的政策制订和完善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国内外各种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政策及实施情况出发,重点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方案、补贴额度和补贴方式,构建了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中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模型,并进行了模拟测算。利用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构建开发的中国能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表明中国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且经济可承受范围的电价补贴越多正影响越大。最后就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定价和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非稳态下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精算平衡调整

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实施养老金改革的重要依据。已有研究给出了稳态下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但这些方法无法直接用于非稳态情形。当前我国面临经济、人口、制度调整等非稳态环境,因此构建适应我国实际的非稳态下的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非稳态下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主要难题在于缴费资产的计算。本文在梳理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编制原理的基础上,推导出非稳态下缴费资产的计算公式,给出我国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和实际应用,并进一步测算分析了降低养老金待遇指数、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等多项改革对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公共养老金的资产负债平衡过度依赖财政补贴,无法实现缴费资产与负债的平衡。适当调整养老金待遇指数、退休年龄、缴费水平等参数,有助于恢复资产和负债的平衡,减轻制度对财政补贴的依赖。     

国际油价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长期以来,伴随油价冲击的往往是国际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动荡,这使得油价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成为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首次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了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动态冲击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上涨确实对产出有逆向影响,但冲击后的产出变化在回归到零值后会越过零值继续上升;国际油价上涨对CPI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且CPI并不会在当期就对油价冲击做出响应,而是有一个相当的滞后期,然后在达到一个高点之后慢慢下降,逐渐回归到0值,但在达到0值后还会继续向下;国际油价上涨对一年期存款利率基本没有影响。针对造成这种实证结果的原因,本文最后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和政策建议。     

生产分割、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生产阶段分割的研究视角

国际分工模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正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本文首先基于生产阶段分割法识别与测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各自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具体情况,基于此深入考察了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内生产分割还是国际生产分割,均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该结果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和扩展性分析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另外,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本文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全球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果。本文为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的统计检验

劳动力成本是否影响我国工业结构？进一步,对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将产生怎样影响？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3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面板模型,检验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呈现“U”型关系：当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于门槛值0.1246时,其对工业结构调整产生负面影响;而当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于该门槛值时,其对工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涵义是,政府和企业应该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积极引导和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     

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现行统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其在经济生产、收入分配和资本核算方面的挑战，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的设计原理及可行性。首先，探讨了数字经济活动对现有核算体系中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资本核算、金融核算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核算与中心框架中产业单位、交易特征、生产者、生产范围、收入分配等的关系。然后，基于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分类和中国核算实践分析了中国产业、产品分类的国际可比性和可行性，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生产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和资本核算的专门性设计，并构建了一般性的核算指标。在框架设计的基础上，对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最后，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现状，对中国开展数字经济核算工作提出了建议，即建议深化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核算体系及相应的核算方法体系、研究开发中国数字经济高频大数据的获取方法、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产品分类标准及相关统计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