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与“洋冒进”之比较

人们往往把“洋冒进”和“大跃进”作为比对参照物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同样都是出自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比较一般都是停留在表征层面,即把“大跃进”中“小土群”的“土”与“洋冒进”引进国外设备和外债的“洋”进行比较,而没有对二者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和比对。其实,“洋冒进”和“大跃进”在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心理、造成的后果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异同点。     

合法性视野下的“大跃进”运动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中,对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满足是执政合法性现实的物质基础.建国以后,执政合法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已有初步的探索,而1956年、1957年发生的暗流以及国民经济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威胁着党的执政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改变我国落后的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群众才会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跃进"运动成为了当时必然的、看起来是合理的选择.     

"大跃进"时期的成人高等教育及其教训

"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关于"15年普及高等教育"、"三结合、六并举"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一方面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事业数量规模方面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也使刚刚形成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受到极大中击,导致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下降.它告诫我们现代教育既不是纯政治的活动,也不是纯经济的活动,而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稳步快速发展并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是合理的"规范化"制度运作.当前,我们引进市场机制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时,必须首先兼顾新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做好教育科学规划和教育法制建设工作.     

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其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食堂是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在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而骤然兴起的"新生事物",是建国后极"左"路线的产物.它从1958年夏的普遍"大办"到1961年夏的基本解散,历时三个春秋,演绎了由盛到衰的短命历程.     

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瞒产的开明态度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国五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干社会主义事业、奔共产主义前程.按照这一理念,他一贯倡导的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精神,总之是提倡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依这种理念和精神的逻辑推理,干部、社员隐瞒粮食产量并且"私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耐人寻味并出人意料的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隐瞒粮食产量的做法采取的并不是反对和批判的态度,而相反地是同情、赞赏甚至鼓励、提倡.     

中国"大跃进"与苏联模式关系探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优先发展量工业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与法制残缺,个人集权,公共权力放纵,个人崇拜直接导致"大跃进"再发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大跃进"并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大跃进时期的“赶超”思潮

“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经历的一场带有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当时,“赶超”思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头,逐渐由理性走向非理性,进而偏离常规的轨道。实践中,“赶超”之风愈演愈烈,最终走向极端。这场运动影响深远,教训深刻,时刻提醒人们不能重蹈覆辙,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提供了前车之鉴。尤其是对当前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与持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起、持续和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期,江苏省在水利建设方面开展了一场所谓梯级河网化运动。这场运动贯彻了大跃进运动的左倾方针,成为高指标风、浮夸风和共产风肆虐的主要领域之一。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使全省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这场运动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近代“宋诗运动”考辨

语源与文献的双重考索,昭示"宋诗运动"乃民初学者对道光"宋诗派"兴起的推崇宋诗、学习宋诗的文学"风尚"与"流行"风气"的命名."宋诗运动"发轫于程恩泽,继起于祁(山隽)藻,而其理论与诗作的代表,首推何绍基与郑珍.曾国藩在"宋诗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如他本人及其崇拜者认定的那么高."宋诗运动"的形成,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机缘凑泊.     

群体性运动与"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发起,既有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也和运动发起的方式——公众群体性运动所固有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公众群体性运动的无意识、盲目性以及非理性等特性在"大跃进"运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对大公社分配方式的历史反思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薄一波曾作过重要评论,他说:"大跃进'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1](P752)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冒进突出表现在乡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誉之为"大公社")和以所谓供给制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制度的急剧变革上.     

煞住教育“大跃进”之风

这次论坛以“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为主题，我以为很好，很有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现实性上。与以往的某些论坛不同，这次论坛讨论的问题现实性很强，论题中的两个“当代”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论坛不是纸上谈兵，大放空炮，而是联系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来作比较集中的、深入的研讨。     

以生产为中心:“大跃进”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研究

在当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多"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各项发展的角度检视过去"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今天往往将"大跃进"囿于"浮夸风"、"小土群",乃至"吃饭不要钱"等"形象化概念"之中,宛如盲人摸象。其实,那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面相。若以社会福利为例,回到历史现场,可以看出,原本积极发展的社会福利事业,虽然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偏离了正确轨道,但基层社会福利事业在福利生产建设、传播社会福利内容与思想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却不能简单否定。     

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赶超战略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股赶超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尽早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包围封锁政策,迅速奠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也毅然选择了超英赶美的快速发展战略。但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我们不断缩短赶超时间,盲目加快赶超步伐,最后酿成大跃进运动的全面爆发。     

“青年后”文学刍论

文学史上最大部分的名著名作一般都在作家"青年后"时期完成.名著名作中又特别集中呈现这一时期人生的境况、心态、精神风貌.研究这一现象并探究其美学特色,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分析“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运用传统的政治资源———政治动员方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以这种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并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大跃进＂政治动员产生了积极效果和负面效果。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科学地分析政治动员,还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弹性结构”与民国江西乡村改良运动的失效

在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撤离江西后,为了争夺民心,巩固统治,国民党在江西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村现代化改良运动.运动原定时限是1936年底,然而,此时江西农村依然贫穷落后,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江西农村改良运动,却收效甚微,江西农村毫无复兴迹象.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农村社会改良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