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看平话与演义结构之比较

《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临近这个过程的终点,到毛本《三国演义》,终于大功告成。《演义》由何而来,依今天所存材料,已经不能清晰勾勒其过程。但其脱胎于宋元讲史话本,却是公认之事实。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署名新安虞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今存最早、也是惟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给出了三国故事较早、也较为清晰的雏形与轮廓。将《演义》与《平话》结构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张志合我在拙文《（三国演义）初考浅论》中，曾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作了一个初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铁与火中的道德沉思——《三国演义》与传统伦理观念

《演义》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政治伦理小说,它在描述三国时代错综复杂、严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所洋溢着的浓郁的道德激情,感染着、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演义》成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一部通俗的伦理教科书。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续考--就教于徐朔方先生

传统观点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原作和最早刻本,而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该本并没有题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为作者,因此,《三国演义》是由说书艺人和下层文人共同创作而成,成书时间在明中叶,其作者不是罗贯中.     

浅谈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繁荣

我国的历史小说,其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作品的数量,汗牛充栋。先秦《左传》《国语》虽为历史著作,但已有历史故事的清晰记叙和人物言行的片断描写。两汉《史记》、《汉书》,开纪传体之先河,既有写实主义的描绘,也有浪漫主义的夸张。南北朝《世说新语》等某些篇章,已具短篇历史小说的雏形。宋代话本中《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三国志平话》等“讲史”给后世历史小说创作以深远影响。自元朝末年至明代中叶,历史小说逐步发展,形成高潮。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说:“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义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其后,续作不绝,至清未民初,葵东藩竟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全部编成演义,虽艺术价值不高,但也卷帙浩繁。现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创作的历史长篇虽是空白,但继鲁迅在历史短篇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之后,郭沫若、矛盾、郁达夫、巴金等都为历史小说注进了新的生命。它们都给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优良传统和可贵经验。     

论《三国志平话》的宗教文化思想

《三国志平话》的宗教文化思想主要表现在宗教历史观念与宗教人物形象两大方面。其宗教伦理化的历史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民众惩恶扬善的宗教理想和世俗愿望。而道教神仙化的军师诸葛亮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民众喜爱与崇拜诸葛亮、崇尚智慧与胜利的普遍情感和共同心理。二者体现了宋元民众的文化追求与审美情趣,反映了宋元民众对三国历史的接受与流传,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羽之忠义与儒家诚学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宋明理学时期两个阶段,诚学则是其精髓。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关羽从凡夫演进到了圣人,《三国演义》对关羽“忠义”精神的高扬,反映了宋明理学在构筑“诚”学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胜一筹。它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艺术上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现实主义地描写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毁灭的完整过程,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一幅古代农民战争悲壮的历史画卷。它虽属于英雄传奇的性质,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较强,却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切近现实生活;它们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阳刚之美,但《水浒传》的艺术描写已开始由粗线条勾画向细致描绘发展,有更多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已经基本形成。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     

略论文化变迁背景下《三国演义》中日常生活文化形态的缺失

在对《三国演义》小说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书中对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的描写出现了缺失。对这些习俗的礼仪、人际交往、衣食住行等细节,甚至连与曹魏政权紧密相依的文学史上重笔勾画的以曹丕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交往、唱和,以至于日常生活中酒、茶等器具的描写亦非常少。总之,《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很少有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化的风情以及细节的展示。本文拟从文化变迁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来考察这种缺失。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特征

前我言《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以罗本为据。下称《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说的是它长于叙事的特色。如果要论其叙述之头绪纷繁而又经纬分明,有条不紊而又生动真切,在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恐怕要算首屈一指的了。作者在生动真切的故事叙述中,牵涉到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人物,许多谋臣策士、文臣武将的风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关于研究毛本《三国演义》的一点建议

当前学术界在对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有的同志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本)的情节文字与毛评本相比勘,从而论述毛氏对原著的修订和改动,以评论其功过。这样做,我认为是极不合适的。郑振铎先生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已明确提出毛氏《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所用之底本为“吴观明校刊本”,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以下简称“李评”本)。黄霖同志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中,也说“我们在研究毛本《三国演义》时,必须联系到它的唯一的祖本李卓吾评本。”这一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当然,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有的同志对毛评本底本问题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上)

本文就《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立论,首先对“演义体”进行了历史考察,追根寻源,探明“演义”的内涵;其次,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章回的结构艺术,反驳了西方某些汉学家对章回小说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体裁、结构方面所体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文化的“通俗”与“大众”

1月22日《文汇报》上发表刘金的文章,文中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通俗”和“大众”的观点。文中说,“下里巴人”式的通俗文艺,由来古矣。但“通俗”这个名目,大约到明朝始露端倪。嘉靖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公开标明“通俗”的第一例。化名“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在这个刻本的序言中,特别推重它的通俗性。他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