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题作"《周易兼义》"小考

唐孔颖达所撰<周易义赞>始以<周易正义>刊行.从宋至清,<周易正义>又题作<周易兼义>.后人对其间缘由多所探究.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周易正义>之所又题作<周易兼义>,是因为宋人将单行之义疏与经注合刻题称"兼义".其说源流清晰,与诸家著录相合,最为可信.     

《周易》王弼注商榷

官定本《周易注疏》为王弼注,王弼注以其简明,切近《易》旨,优胜于诸家,而独享尊荣。对照诸家训释,王弼注亦有较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摭得几则,指出其瑕疵,以期推进《周易》的研究。     

孔颖达《周易正义》之“象”论及其美学蕴涵

孔疏象论用象以为体、象之分层对治王弼《易》注意以为体、因意分层,从而弥补王注轻象的不足,进而调和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孔疏象、义并重,此可见之于其所定不可一例求之、不可定于一体之取象原则。孔疏的象论之象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名词词性上的象概有四指,即物象、卦象、义(意)象、大象。《周易》孔疏中所蕴涵的诗学思想同样在其象论中有所展现,即作为诗兴、譬喻、易象相同的象喻思想。以象为喻为孔氏的理论自觉,通过易象与诗之比喻的沟通,孔氏将《五经正义》中的诗学思想整合为一体。而其频繁提及兴必取象亦可看作唐代早期官方诗学理论中对于兴象关系的系统论及,此于唐诗兴象玲珑当有莫大之影响。此外孔疏论象之精微处可与老庄之道相通,此即忘(己)象得(大)象。象论虽只是孔氏诗学思想之冰山一角,但对于理解孔氏诗学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作为一部使“经学之又一变”的里程碑式经学著作,在疏解经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主要有四方面内容：第一,诗歌本体论,强调情志为本的诗歌本体观,并提出“情志一也”的观点;第二,诗歌创作论,提出“外物→心志→诗歌”的创作观;第三,诗歌功能论,要求诗歌应具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畅怀舒愤”等功能;第四,诗歌审美特征论,提出“直言非诗”“故重其文”“声韵谐和”等观点．     

《周易正义》标点献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周易正义》是第一部横排标点本,有利于经典的普及与阅读,但也存在“断句不当”、“引号专名号使用不当”、“因标点使用不当使经文与疏文的关系不明朗”等缺点,笔者就这三个方面对标点本《周易正义》的几处标点提出商议,以资讨论。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孔颖达传》辨异

《新唐书》《旧唐书》是研究唐代经师孔颖达生平及其主编的《五经正义》的重要材料。二者在孔颖达的字、“十八学士图赞”、孔颖达明服氏《春秋传》、孔颖达与唐太宗的“故事”、《五经正义》的书名及卷数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的抵牾之处。这些抵牾之处反映了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处境。     

王弼《周易注》“刚柔”观略探

王弼运用"刚柔"这对范畴来说明和解释政治哲学观念以及阐释各类人事现象,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周易》刚柔观:王弼在刚柔性质和政治哲学领域崇刚抑柔,在统治策略和人事行动方面也强调要有一定的刚性,但他又坚决反对片面的、无原则的追求刚性;同时,强调柔顺的一面,要求统治阶级居尊以柔,虚己待人。在修家养身等道德方面,王弼推崇刚正之道,在圣人治化方面却强调柔的一面。     

论王弼的学术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王粥摒弃迷信，以理性治《易》的学术思想，即：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周易》卦象与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卦交辞文字的譬喻性的问题，且在具体的释卦中有所运用。但是，由于他服膺《周易大传》的“象数说”，导致了释卦中的某些失误。随之论述了王弼以“无为”解决了“会通孔老”的时代课题，从老子道的作用层上发掘其理论的价值。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老学”研究，亦有启示作用。     

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王襞自然人性思想概述

泰州学派是以自然为宗的,王襞继承了王艮自然人性论的思想,主张人性天然具足,所以要保持人性本身的纯粹完美,反对刻意修养、在人性上着力。王襞把＂自然＂与＂中＂统一起来,并把＂致中和＂看着是＂顺自然＂的重要手段,要求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保持＂中和＂状态。在自然人性的理念和＂中＂的思想指导下,王襞又大倡简易之道和日用之学,认为平常愈本色,希望人们注重在＂日用＂和＂即事＂中学习。     

王先谦与毕沅《释名》研究比较

毕沅《释名疏证》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先后是清人《释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虽以毕沅《释名疏证》为基础，但二者比较，王先谦在方法、内容上对毕沅都有所突破。方法方面，王氏采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注疏的重点也不相同。内容方面，王氏既能补充及完善，又能怀疑并刊正《释名疏证》。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用无常道 唯变所适——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用无常道"、"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碧鸡漫志》作者王灼生卒年补考

笔者旧考王灼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年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后。今综合考察王灼诗文和相关史料,对生于崇宁四年说进行了若干补证,新考证王灼卒年在淳熙八年(1181)秋以后。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

《尚书大传》是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征引较多的一种文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孔氏对此书的征引使用了很多异名,引起诸多混乱,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后人对《毛诗正义》的正确阅读和理解。通过分类归纳孔氏所引《尚书大传》12种异名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对因此引起的混乱进行梳理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