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德化碑》立碑目的试探

《南诏德化杯》立碑目的是南诏史研究尤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讨论南诏人当时为何要立此碑,应重视此碑所记内容。分析碑文,可以看出所谓南诏立此碑是为了向唐表明背唐投蕃是迫不得已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从碑文所记来看,立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的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     

从《文心雕龙·诔碑》看刘勰的碑文观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一文,言简意赅地表述了他对于碑文撰写的基本观念,对碑的起源与流变做了梳理.他从碑文的创作、标准、目的与创作原则等角度对碑文的文体特征予以较为明晰的概括.     

从金石学到文章学——吴闿生《汉碑文范》选评思想发微

《汉碑文范》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重要领袖吴闿生编选的断代碑文选本。是选以宋代洪适的金石学著作《隶释》为蓝本,从文章学的角度观照和衡鉴汉碑,一改宋代以来汉碑研究中的金石学传统,并力纠历代文章之士多以唐宋碑文为法而不甚重视汉碑之偏,颇具创新意义。吴闿生在选本序例及选文评点中,分析了汉碑在文法、文辞、风格等体式方面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碑文的影响,凸显了汉碑作为碑体之源所具有的文章典范价值。     

清代、民国时期的江苏王营清真寺和伊斯兰教

根据1920年的一方碑刻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方志《王家营志》及《淮阴风土记》等的记载,简略讨论了清代、民国时期江苏王营（王家营）镇的伊斯兰教发展历史,并指出其中有关东部地区和西部伊斯兰教界联系的史料是需要重视的。     

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与庄为璣先生商榷

泉州清净寺和广州怀圣寺,同为今日国内享有创建最早荣誉的两座伊斯兰教寺院。但广州现在的怀圣寺除一座光塔外,寺院的本身多为后期所重建,其建筑形式已经全部改观了。独泉州的清净寺,除礼拜厅的层盖今已无存外,其他建筑部分仍旧保存着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寺的建筑形式。据专家们的看法,认为寺内所有阿拉伯字石刻字体,其书写法式和寺的建筑年代可说完全一致。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多年来,本人为要探查若干从泉州出土的宋元时代阿拉伯字墓碑石刻的字体和清净寺中门楣上及壁龛里所刻的阿拉伯字书法的异同,经常到寺内作观摩比较。1958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泉州成立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我从教育部门奉调到馆里参加工作。这样,就使我有更多的机会陪同国内的学者和专家们前往该寺参观,在专家和学者们的启示并结合我个人多年来的观察,于1963年8月间为福建省历史学会成立     

泉州清淨寺的历史問題——泉州港古迹研究之一

泉州港为我国中世纪的著名海港,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很多,清净寺即是其中之一。关于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五十年来中外学者留意的颇有其人,但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有待于继续深入的探讨,1958年我在《历史建筑》杂志上发表《泉州清净寺的修建问题》,提出初步的意见,本文再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同志们。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天妃灵应之记》碑(以下简称《天妃碑》),1930年发现于福建长乐县城之南山,现存于长乐师范附属小学内原孔庙泮池旁之碑亭。这方明宣德六年(1431年)刊立的石碑,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字迹清晰可读。石碑高162、宽78、厚16厘米。全碑阴刻,额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字框上端及两侧有明月祥云纹样。正文楷书31行,共1177字,四周框以缠枝番莲纹。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和赖天妃护祐于长乐南山修建宫殿,以及七次往使西洋各国的时间、经过等情况,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最珍贵的实物史料。《天妃碑》自出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作了评介和展开研究。然而,这些评介和研究,虽多有确切之言和精辟之见,却不乏舛讹失实之处和值得商榷之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这里,笔者仅就石碑之庋藏地点和刊立缘由略加考析。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秦观词《踏莎行·郴州旅舍》原文考辨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在历史上流传着多种版本。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全宋词》收录的版本与湖南郴州苏仙岭“三绝碑”所刻此词存在几处不同,除此之外,地方志和历代评论性诗话的记载也有几处不同。经考证,现有苏仙岭“三绝碑”碑文和人们所熟知的《全宋词》版本均非少游原文。     

《韦君靖碑》考辨

韦君靖碑,凿于大足北山之崖,正文凡一千四百余字,后有约一百五十名节级将校题名,系为韦君靖纪功而作。由于碑文涉及唐末川中若干重要史实,多为史书所阙,又是有关北山造象的最早文字记载,因而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然而,人们对碑文的理解迄今还有不少含糊乃至失真之处,因此,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韦君靖碑》再作考辨,重点在于探究旧说言之未尽的地方,或者澄清旧说所误解的问题。但所言难免失当,谨请识者指教。 韦君靖碑行世甚早,代有著录,始见于南宋玉象之《舆地纪胜》,然有目无文。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则不仅据王象之书录目,而且收录正文,但文字与他书所载者有出入。民国《大足县志》据《广记》所记而“疑韦君靖碑曾经重刻,不免讹误”。其实,删省原文,本是明人通病.不独《蜀     

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区西南隅之善化寺,该寺现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写者是南宋著明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弁。此碑记事、述史、写人,真切感人,对辽末保大二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对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以及对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记述。此外,朱弁对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情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考析

绍兴宛委山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 ,人多以为是唐时原刻。经考 ,该摩崖在宋嘉泰间已漫灭 ,嘉定间郡守汪纲重刻 ,清嘉庆中又经好事者重度勾勒 ,遂显今貌。文中“秘书监”三字系后人加刻。     

《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家世考

武元衡在张为的《主客图》中被列为＂瑰奇美丽主＂。关于他的家世,史料文献多有记载。武元衡曾祖为武载德,是则天皇后的从侄;其祖父武平一,《新唐书》有传记;其父武就,名声不显;其妻为薛氏;武元衡有子一人,名武翊黄;有女二人,一嫁段文昌,一嫁孙简;有同父异母兄一人,名武谭;有从父弟一人,名武儒衡,两《唐书》有传。     

碑刻文献研究的历程

碑刻文献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研究形式多样、研究成果丰硕。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碑刻文献研究的历程应该清理,研究的成果值得检讨,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缺陷需要总结。《碑刻文献论著叙录》系统清理了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为学界整理、研究碑刻文献以及利用碑刻文献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线索、丰富的学术信息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必将有效拓展碑刻文献研究的领域,把碑刻文献研究引向深入。     

《监北江堋守史碑》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2005年出土的《监北江堋守史碑》记载:公元198年冬,新任蜀郡太守高躬安排冬修,由都水掾史"任锸"和"履历平司",两个守史现场主持,十日完成。可见当时都江堰习称"北江堋",且有基层专管干部"堋吏"。此碑与众多石像原在庙中,可能910年8月(五代前蜀时)大洪水将其冲毁。     

西周金文动词语法化初探

西周金文是最早的成系统的汉民族语书面语之一,它保持着当时的语言原貌,是探索上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的最真实、最宝贵的语料。汉语虚词的广泛应用,是促使语法变化的重要条件。通过对商周出土文献中“来”、“于”、“即”、“以”、“及”、“眔”的意义与功能的梳理,确认西周金文动词语法化过程导源于连动结构,证明上古汉语动词虚化始于商周之际。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发现的金代张澄石棺铭显示其所属的张氏墓地是按照五音姓利原则来规划的。在燕云地区,类似的资料还有辽代两例,并可溯源至唐代。这说明燕云地区的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对清代碑帖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我国学界对清代碑帖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帖学研究、清代碑学研究、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这表现为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及研究人员等方面。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清代碑帖学研究将会迈向更高层次。     

曹操入葬事迹杂考

河南安阳曹魏高陵的发现震动学术界。其墓主是否为曹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该文依据相关文献材料,认为其墓主为曹操,并对否认墓主人为曹操的几个主要论点分别加以反驳,得出以下看法:"魏武王"石牌、石枕绝非伪造,确为证明墓主身份之铁证;哀策、王印不在墓中有其特殊原因,不能据此质疑考古结论;曹操入葬时未曾建造疑冢,故不应将此墓视作疑冢;曹操墓不可能位于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