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从吴宓、陈独秀之婚恋历程看其道德观之异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激进派思想是主潮思想,而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派思想形成反拨与补充.吴宓是"学衡"派及其同人的代表,而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文从吴宓、陈独秀的婚恋经历入手,细察各自婚恋观及伦理观之同异,从一个侧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思潮进行比较.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吴宓伦理思想略论

吴宓的伦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学"不同,吴宓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会通,欲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进而救国经世.吴宓伦理思想始终以对人的关怀为主题,强调以传统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学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终贯穿着其伦理思想的主题,因而吴宓坚持教育、文学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

吴宓及学衡派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可取之处的 ,或者说 ,吴宓及其学衡派的文化追求尽管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但又以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对人文精神的关切 ,并以一种与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构。     

《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及其启示

《学衡》杂志没有政治背景和经费支撑,在吴宓、柳诒徽等的维持下,出版79期,运转至1933年,成绩斐然,这得益于学衡派对《学衡》办刊宗旨的坚守.学衡派从学术研究的规律出发,秉持精审精神,以“正名”为武器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以中正的态度评价是非,这是《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也是学衡派学术研究践行的原则,更是融入了学衡派教书育人的实践.他们的思考、选择和实践值得当今学界深入的思考.     

从吴宓爱情观看五四“新”“旧”矛盾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吴宓,在文学与爱情观上呈现出保守和浪漫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将从这一矛盾出发,重新认识吴宓,进而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新""旧"两派的文化价值取向,澄清大多数人对于"新""旧"两派、对于"五四"时期的误会,正确认识"新""旧"两派在"五四"时期的价值和地位。     

试论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本文结合学界对学衡派乃至对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转变过程,将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划分为冷落期、尘封期和复兴期三个阶段,并对复兴期中理论界围绕吴宓诗学思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展望吴宓诗学思想研究的未来走向.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吴宓在清华求学期间治学思想的摇摆与确立

吴宓作为 "学衡派 "的领袖 ,其学术思想观念的确立可以追溯到于清华学堂就学期间。性格的摇摆不定和政局的变幻莫测 ,一度使他的求学治学方向处于动荡之中。经历了思想的矛盾斗争和整理沉淀之后 ,吴宓最终选择了守卫并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赴美国留学之前 ,他已经形成了坚定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     

明代泰州学派与“侠”略论

泰州学派是明代心学流变中特殊的一脉,其思想游离于传统价值观之外,饱受争议却又颇具魅力。分析泰州学派种种"出位"言行的产生原因,备受其推崇的侠精神之作用不可小觑,可以说,正是尚侠的理念引领他们在心学"异端"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深刻地影响了其思想言行以及后来的文风。同时,侠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元素经由泰州学派之手,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先前的特征,不仅与心学紧密联系,更与儒家、佛家思想交相辉映,在实践层面、思想层面和文学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考论

1918年,吴宓在梅光迪的介绍下,师从白璧德先生并终身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考论吴宓早年对文学的极大兴趣,与报业的渊源及其办报的初步实践,在"新关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道德自律,以及清华7年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倾向性接受等,初步构成了他的知识框架,呈现出好德内省、新旧兼蓄、中西会通的思想取向。这些不仅是吴宓游美期间(1917—1921)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种子因",而且也为此后吴宓及其同仁创办《学衡》杂志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可视为"学衡派"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过于追求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次,对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强行纳入政治轨道不满.第三,吴宓对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哪些有价值成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吴宓等人思想之理论基础者,正是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

从吴宓到鲁迅,再到后来的研究者,都将<史地学报>和<学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的核心人物、诸位同人和刊物本身三个层面与后者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揭示1920年代在南京乃至全国学界甚有影响的两份刊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异同所在,同时也可展现当时相关学术群体的学术风貌.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柳诒徵与《学衡》

学界对《学衡》主要人物的研究中常常忽视柳诒徵,或是将其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事实上,柳诒徵是除吴宓之外唯一一位《学衡》自始至终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在学衡社中处境特殊,思想主张也与《学衡》主流有很大差异。仔细梳理柳诒徵与《学衡》的关系,探讨其间异同,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年代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有重大意义。     

吴宓的道德观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问题上，吴宓等学衡派人物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侵扰，吴宓等人的思想文化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在新文化的建设上，还是在文学、教育以及道德领域，吴宓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无论是在他的个人生活，还是文学观点、学术主张中都有对道德的特别强调，在今天这样一个被普遍看做道德滑坡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吴宓艺术美学思想新论

学界长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吴宓的艺术思想是芜杂且悖论丛生。本文从吴宓非系统性的论述中归纳出了他的思想路径,看其如何架起了中西古今文化的桥梁。他在诸多文章中所介绍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只是他思考的起点,即艺术门类之间存在性质区隔。他的思想成果真正体现于他结合中国文化思想所创造的"三境"和"音律"两个概念。与传统保守的古典主义不同,其艺术美学的思想核心是坚守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