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     

科技英语中的“多枝共干”结构

本文简要介绍了科技英语中的"多枝共干"结构,对其翻译方法作了初步的分析,并着重指出了怎样利用语法以及句子的逻辑意义,辨别一种容易引起误译的"多枝共干"结构.     

西周“畴学”述略

“畴学”是西周世禄世官的政治制度、学术官守的学术管理制度及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制度下的产物。本文探讨了畴学这一颇具特色的教育形式 ,认为畴学具备专科教育的性质和主要特征 ,可视为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萌芽。畴学不仅为西周中高级技艺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知识的保存做出重要贡献 ,对春秋以后专科教育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西周“宗盟”初探

“宗盟”并非普通的宗族联盟，而是周天子为了构筑天下一统的宗法等级秩序，以宗法制为范式，以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为对象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质是姬姓宗法制组织原则的扩大。“宗盟”是血缘、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不断扩展和完善的产物，也是周人面临克殷践奄后的社会、政治新问题，借鉴以往分封教训的积极创举。“赐姓、胙土、命氏”是其形成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异姓为后”是其重要的组织原则。     

“八辟”与西周社会

周代统治者不断追求、完善各种典章制度,用来维护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八辟",法律规范就是其中之一."八辟"在西周分封制体制运行中,通过司法手段使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利益成为现实,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和谐、稳定,从而也使周天子的王权进一步巩固,西周家族式等级社会统治秩序正常的向前发展.     

“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周人之"德"经历了一个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有层级、以"礼"为外在形式的下移过程,为"德"内化为修身的功夫提供了契机。究其原因,"德"之下移既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 伯公父瑚（西周晚期）

正1977年8月,陕西省扶风县云塘村西周窖藏出土,现藏宝鸡市周原博物馆。通高19.8厘米,口径23厘米,口横28.3厘米,腹深6.4厘米,重5.75千克。器呈长方形,腹斜收,体略呈漏斗状,器盖与器身形制、大小、纹饰完全相同,腹两侧有一对环状耳。盖缘四边中间各有一个小牛首,牛首吻部下垂,扣合时以纳底,使器盖与器身不能移动。盖顶与器底外饰窃曲纹,盖缘与底缘饰一周重环纹,腹部饰一周波带纹,圈足饰重鳞纹。整器造型精美,设计精巧,纹饰简洁大方。盖与器同铭,均为十行六十一字,惟有行款稍异。铭文记载伯公父择吉金,盛放稻粱,用召事辟王,以及诸考诸兄,以祈长寿多福之意。瑚亦作胡,是文献记载     

西周“德治”思想再探讨

西周的"德治"思想是在周人天命观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一套针对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政治统治思想,它是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政治概念,反映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政治治理的特点.     

西周“大学”、“辟雍”考辨

西周时期的"大学"之名又称"辟雍",西周金文中写作"璧雝",又称"大池"、"璧池"。辟雍的形状如同所命名,十分肖似玉璧之状,外围是一个人工修建的圆形大池,中心是圆形的高台,古文献中又称为"灵台",古文献又称为"台榭",高台上建有高大而没有墙壁的"宣榭"和宗庙,这就是"大学"、"辟雍"。灵沼之西岸修建有"灵囿",养育有飞禽走兽,是"大学"辟雍射击的对象,也是用来祭祀上帝和祖先神的祭品;"辟雍"台榭靠船只或舟梁与外交通连接。这和古文献所记春秋以来射箭只以侯靶为对象的方式完全不同。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代的生态观

周代非常重视保护自然资源,颁布了严厉的禁采禁捕法令,由各种专职官员负责实施。公元前780年三川流域发生大震灾,西周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太史伯阳父依据当时的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参考夏、商灭亡的历史经验,预言了西周10年内必将灭亡。《礼记.月令》记述了周代一系列的禁采禁捕法令,以及气象异常与水、旱、风、疫等灾害的关联。这些关联,当是先民长期经验的总结,应予足够的重视,并值得学者深入研究,或可从中发现某些规律,作为现代短期灾害预测的参考。     

西周纪年考

针对现有文献有关西周纪年的一些不确切的记载,本文对厉王—幽王及武王—夷王两个时期的纪年进行了讨论。     

商周至上神之比较——兼论商周之际的文化变革

殷商、西周人都有至上神信仰.本文从权能、神人关系、道德属性三个方面对他们的至上神进行比较,说明在前轴心时代的商周嬗替之际华夏主体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历史因此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析"学在官府"的西周音乐教育

西周是我国古代礼乐教育勃兴的时期,与土地"国有制"和宗法分封制相适应,音乐教育形成了以官府为中心的、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这种以培养"通才"为目的的教育模式,维系并巩固了西周贵族的统治,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分析了西周"学在官府"现象产生的原因,阐述了西周等级分明的礼乐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     

西周德教的实现路径

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与思想存在着剧烈的变化,这是历史不断发展进化的结果.就思想而言,西周所宣扬的德不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且也是一种价值本体.天与德的合一,既是周人对自身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也是对统治秩序的理性诉求.当然,这种精神需要一定的形式渗透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德教作为精神的实现形式,就成为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西周德教尤为简捷的形式便是话语和言辞,其次是祭祀、礼乐、刑罚等规范形式,而其落脚点在于敬德保民,以便维护自身的统治.这表明,周人思想中已有人的发现与觉醒,对先秦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

谭其骧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一篇影响广泛的经典论文;及1990年,谭先生自析该文尚有四个方面有待充实、提升或补充。秉承此意,本文就其中的三个方面略作申论。首先,西晋中后期迁徙人口大量出现,他们或因饥荒而四处奔流,或受非汉民族政权的掠夺与招引,或为带有明显政治性与目的地的西北迁河西、东北迁辽西、南迁江南。其次,由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往往是以呈团聚状态的侨流人口为对象的,又考虑到了利用侨流人口、避免土客冲突等因素,于是造成了不设侨州郡县的区域存在侨流人口,设置侨州郡县的区域侨流人口也不一定固定居住在相应区域内的复杂情形。再次,依据《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户口数,估算东晋刘宋时期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的数量,不宜简单直接,而是需要考虑到其数字的复杂性,并引入一些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作出补充、修正与扩展。     

试评宋孝宗的统治

宋孝宗是南宋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开创了南宋历史上的鼎盛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 ,孝宗的统治业绩又是很有限的 ,不仅在革除弊政、选才用人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 ,而且宋室南渡以来国弱民贫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到了统治后期 ,孝宗明显趋于保守和消沉。     

西汉后期将军考略

西汉后期将军成为中央常设官,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经常冠加大司马,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前后左右将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武力集团。它们不仅掌握了军权,统理军事行政事务,代替了西汉前期太尉的职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进入内朝,操纵政治,大大分割并削弱了丞相与外朝的权力,严重影响了西汉末期的政局。     

从晋侯苏钟的断代看西周金文月相词语

文章通过对晋侯苏钟的历日与断代进行探讨,认为晋侯苏钟的刻凿年代以及埋葬年代均应在宣王时期,而铸造年代却应该在穆王时期,据此推断西周晚期的历法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其上所刻西周金文月相词语有一定的不确指现象,利用其解决铜器断代以及西周年代等重大问题还尚早.     

周代颂乐刍论

以古文献为依据,结合周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诗经》三颂的祈祷性质,探讨颂乐的特点、社会文化意义.《颂》乐一般只用打击乐器与管乐相配合而形成"金石之声",乐声较为低沉、舒缓、庄严;它的标准原则是和平中正,庄重肃穆,强调教育意义,追求社会政治的最高"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