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契丹族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开采矿石和进行鼓铸了。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对辽代矿冶业的创始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是《辽史·太祖本纪》:“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父也”。就是说铁冶鼓铸始自迭刺部太祖之父撒刺的。另《辽史·食货志》:“鼓铸之法,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从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代的铜、铁冶和鼓铸应是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计划的利用铜、铁之利。但是也有的认为辽代矿冶和鼓铸应是开创在太祖时期,即《辽史·太祖本纪》:“五年(911)……又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冬十月戊午置铁冶”。还有     

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

一、引言史载契丹文字有大小两种:契丹大字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二人主其事;契丹小字可能创制于天赞初年,太祖之弟迭刺主其事。金灭辽后,亦仿契丹制作女真大小字,但契丹字仍沿用至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4年)始废。现今所见辽金时代契丹文墓碑、铜印、铜牌、铜镜、鱼符、玉盏等物,铭文亦有大小字,足证史籍记载不误。就目前所知,契丹文碑铭年代确凿者以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耶律延宁墓志》(契     

金代金银牌考述

金代如同唐、辽、宋各代一样 ,也有符牌制度 ,其中的牌制较以前各代更为发达、完备 ,本文在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及少量实物资料的基础上 ,对金代牌制主要是金银牌的起源、发展及应用作一考述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①一、金代金银牌的起源和发展在金建国之前 ,女真族就存在着牌子 ,“初 ,穆宗之前 ,诸部长各刻信牌 ,交互驰驿 ,讯事扰人。太祖献议 ,自非穆宗之命 ,擅制牌号者 ,置重法。自是 ,号令始一。”②《金史·太祖纪》同样记载 ,“穆宗末年 ,令诸部不得擅制信牌驰驿讯事 ,号令自此始一 ,皆自太祖启之。”又《金史·世纪》载 ,“初 ,诸…     

辽祺州访察记

一祺州,是辽代东京道所属的一个州。《辽史·地理志》记载:“祺州,祐顺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女真兵马司。统县一。”又“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州县同治一城,为辽州支郡。《金史·地理志》记载:“咸平府统八县”庆云为其一,“庆云,辽祺州祐圣军,本以所俘檀州密云民建檀州,密云,后更名。有辽河。”金王寂《辽东行部志》云:“戊午早,解鞅于庆云县。县本辽之祺州,皇统间始更今名。”《辽东志》卷一《地理古迹门》载:“庆云县开原城西八十里,有塔存焉。”     

“编新不如述旧”——谈古代文学教学

初识文题 ,以为对抗 ,其实不然。“编新”者 ,发展创新也 ;“述旧”者 ,继承传统教育教学方法之精华者也。“编新”固然很好 ,但也并非尽善尽美。“编新”者立意良苦 ,用心良好 ,所作所为也大体是好的 ;然则过于偏激、不顾客观、贸然行事者有之 ;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者有之 ;以一孔之见 ,强加与人者有之 ;把个别当普通 ,一意推行者有之。“述旧”说来不很顺耳 ,做来却不一定不好。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古文运动” ,言在“述旧” ,其实“编新” ,以复古为旗号 ,全收创新之历史功绩。此文 ,正欲秉承此义。二千多年以前 ,孔子办学伊始 ,一直为…     

也说“臭老九”的由来

1980年,《随笔》第11集《“九儒”说略考》一文认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咒骂为是“臭老九”,是来自谢枋得所云的“九儒”。我看并非如此。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所言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说“儒”的社会地位低下,竟在娼之下、丐之上。如按这种说法,“儒”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四人帮”为何还要丧心病狂地加以镇压呢?“四人帮”之所以要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根本原因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     

金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说质疑

十二世纪初建立的金王朝,在短期内迅即颠覆了辽和北宋两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为适应日趋复杂的客观情况,金朝曾几度改变官制。关于这段历史,由于当时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其贫乏,所以,自元朝以来,人们就不大能够说得清楚。《金史》纂修者认为:“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近年,又有人修正此说,认为“金太宗时期,逐渐形成类似辽朝南、北面的政治制度,但采用汉官制度还只限于燕云地区,政治权力仍集中在金朝的朝廷”。以上两种说法一致认定金初实行过类似辽朝南、北面官的制度,只是认为实行的时间略有迟早之别。然而,要判定金朝是否实行过这种制度,那就得首先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有个明确认识,然后再以金的相关史实与之对照,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     

谈儒贾徽商的思想特色

一谈起徽商的思想特色，人们往往就会以“贾而好儒”来概括之，因此，也就从思想角度称徽商为“儒贾”，这有一定道理。下面试以述之。     

《辽史补正三则》辨正

1982年第5期《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的马洪路同志《辽史补正三则》一文(以下简称“马文”),以为有需商讨之处,分述如下: 一、关于辽兴宗次女斡里太的公主封号问题。马文据罗福颐《辽左金吾卫上将军萧德温墓志跋》,谓萧德温之弟萧德良即《辽史·公主表》(卷六十五)中之萧余里也,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对《公主表》所记斡里太“封郑国公主。清宁间,加长公主。寿隆间,加大长公主”的公主封号,则认为“清宁间应为齐国长公主”,“应于‘清宁间’下加注:徙封齐国,加长公主。或径补以‘徙封齐国’四字”。此种说法是否正确,实有考察之     

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

明太祖朱元璋对儒、佛、道三教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勾勒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之关系,对他的思想体系作一深入的研究。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还是战争频仍时期,明太祖就开始对儒家学说悉心注意。就在这一年,他征辟著名儒士范祖斡、叶仪到自己的幕下。当时范祖斡持《大学》一书向他进见。太祖就问他“治道何先”,范答道:“不出乎此书。”明太祖就让祖斡剖析《大学》治     

《金史》校勘补遗

一九七五年中华书局新版点校本《金史》,是目前最为通行而且完善的《金史》版本。然亦偶有疏漏,今举几例以供再版参考。一、《金史》卷二《太祖纪》:“(太祖)乃入见宣靖皇后,告以伐辽事。”(见23页) 按:“宣靖”有误。《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传》:“肃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事与《太祖纪》同。又《金史》卷三十二《礼志·上尊谥》:“(天会)十四年八月庚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继续的群众运动——试论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 ,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五)

《后汉书·光武帝纪》 :“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李贤注曰 :“武帝建元元年 ,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余按 :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有之 ,见于《汉书》本纪 ,然不当言“始”者。《汉书·文帝纪》孝文二年诏曰 :“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 ,……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九月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上亲策之 ,傅纳以言。”是为确证。《后汉书·光武帝纪》 :“匈奴遣使来献 ,使中郎将报命。”李贤注曰 :“《匈奴传》云 :‘令中郎将韩统报命 ,赂遗金币。’”余按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

吏的解释就是官,《说文》"吏,治人者也",那怕最低层的吏本来也都不是役.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有吏,军中也有吏,我们在史籍中经常见到"吏士"或"吏兵"联称.遏常即泛指将士.但是由于低层的吏例被长官驱使奔走,加以职务的繁重,某些劳役又加在他们头上,充吏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吏役,有时还成为别于编户的特殊户口.这种情况大致始于汉末,成于魏晋,而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著.随着形势的发展,吏役的范围逐渐扩大.原先较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沈括不是沈遘的“从弟”

沈括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名闻中外的科学界翘楚,其《梦溪笔谈》为世所推重。由元丞相脱脱等主持修撰的《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在关于沈括亲属的记载中有明显舛误,应予更正。《宋史·目录》“沈遘”条载云:“沈遘,弟辽,从弟括”。《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九十》:“沈遘,字文通,钱塘人。……举进士,廷唱第一……以父扶坐事免……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辽,从弟括。”按:“从弟”当作“从父”。上文载沈遘正当官运亨通之际,“以父扶坐事免”,可知沈扶为沈遘之父。稽诸史籍,沈扶与沈括是亲兄弟。沈遘之祖母许氏是苏州吴县人,据《苏州府志》,《吴县志》、《曾南丰集》等载,许氏出身书香门第,相夫有道,教子有方。生育两子——沈扶、沈括,“括以文学贵显,名重当世;扶入仕亦有吏材,其幼皆母自教之。”《吴县志·卷七十六》记载更明确:“沈遘,字文     

宋代宦官对军队的监督与指挥概述

晚唐五代之时,每逢军队出战,必遣宦官督战。宋太祖时,虽未革除宦官监军之弊,但信任边防将领,不派宦官监军,故西北二边,数十年平安无事。开宝五年(972)八月,广南有所谓“獠贼反”,同知广州尹崇珂率军击之,太祖派遣宦官李神枯督战,平之。史称;“内臣督战始此”。“然但使之督战,未使之将兵也”。 宋太宗时,开始派宦官钳制边防将帅,每每赐以阵图,训令按图作战。宦官监军、为将的情况,逐渐增多。太平兴国初(977),契丹入寇,宦官张继能为高阳、镇、定路先锋都监。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