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

论文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大跃进中部分人的行为。认为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导致人们更多的以紧跟上级的“政治正确”作为行动的方向，而大量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激发起一种狂热的情绪，非制度化的精英更替带来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大家明哲保身，下放产生的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者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

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对了解“大跃进”运动的全貌和历史启示尤其重要。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首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其次,研究的内容和问题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厚些;再次,要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和挖掘已有的资料的同时挖掘新的资料;最后,研究手段和方法应该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特别是要运用心态史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分析。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探析

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心理的影响,"大跃进"运动的产生也不例外。"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着"急于求成"、"骄傲自负"、"‘左’比右好"、"盲目攀比"、"崇拜权威"、"趋利从众"等特殊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从"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角度对"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形成原因以及留给我们的启示等方面作一初步探析。     

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影响

论文试图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去了解大跃进时期的教育.1949年后,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干部群体规模的膨胀,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大跃进时期教育变更的最大特点是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更加政治化,而教育规模扩大与大跃进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有关,政治化也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手段相关.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 ,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 ,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 ,从 196 1年开始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 ,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学术研究不能搞大跃进

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现状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博德里亚所说的"内爆",即纯形式内部的"增殖"、膨胀,是统计数字上的"大跃进",可以说几乎是当年大跃进运动的又一次历史性的学术版重演。原因大致有三个:一可谓是"穷国学术政治",是急于发展的赶超意识所致。二是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全民动员模式、大跃进模式的老调重弹,遗韵回响,或曰旧病复发所致。三是受西方社会的"官僚体系"、工具理性、技术意识形态、数理计算模式的影响所致。其结果诱发学术犯罪、学术腐败,引导学术吸毒、学术卖淫,逼学术之良为学术之娼。我们已经到了应该大声疾呼:救救学术的时候了!因为已事关学术的存亡与发展大计。     

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给予历史结局总的影响的结果。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心理原因;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选择是“大跃进”产生的经济原因;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毛泽东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是“大跃进”产生的体制原因     

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中,党取得在政治体系的绝对地位,中共政治由此在大跃进中发生三大变化。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共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共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选择。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     

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

"大跃进"之所以会在50年代末期发动起来．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的：在东西方的冷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很自然地生出一种与市国主义争时间、枪速度的紧迫感；在改除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之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中苏之间的龃龉，迫于苏联的压力，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对撞中终于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     

湖南大跃进运动始末

湖南大跃进运动经历了酝酿准备、组织发动、掀起高潮、继续跃进四个阶段.虽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失远高于得,弊远大于利.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以避免类似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作为历史文本的大跃进民歌

大跃进民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文艺界的推动下,通过动员群众而创作的。它首先是文学文本,同时也是历史文本,它产生于大跃进的年代并构成了解读大跃进的重要材料。大跃进民歌的创作具有政策指向性,传播具有规模性,同时情感流露具有浪漫性。这些都是大跃进民歌的历史性特征。通过对大跃进民歌文本历史性的考察,可以看到大跃进年代文化的运动机制以及大跃进民歌本身的历史悖论。     

“大跃进”运动分期再探

对大跃进运动作出合理的阶段划分,是准确地把握这场运动的重要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大跃进运动分期的三种主要观点都值得推敲。当我们以内在的差别作为划分不同阶段的依据时,大跃进运动可以分为局部推进、全面冒进、纠左失败、冒进重演和逐渐终止五个阶段。     

“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业“技术革命”

＂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内在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技术革命＂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是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进行的,弥漫着＂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左＂倾气氛,主要依靠发动下层群众的方式,而忽视了技术发展固有的规律。这场运动不仅未促进技术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危害,因此只是一场科技浮夸。而当时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亦是造成＂技术革命＂运动南辕北辙的重要原因。     

"大跃进"运动中的技术革命评析

在1958-1960年中国"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概念作出的界定.在实施工业"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以及全国"双革四化"运动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一,技术革命离开必要的投资和技术的培训,片面强调群众运动,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二,把专家排斥在"群众"之外,造成技术开发主体与技术实践主体之间的矛盾,其三,大跃进中的所谓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无非是设计的简单化、小型化以及工艺的省略,并没有增加多少技术含量.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