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数民族语言法庭翻译制度的多重思考

少数民族语言法庭翻译制度既是少数民族语言权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又是保证充分的法庭交流和对话、实现公正裁判及保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法庭翻译的实际状况并不尽如人意,除普遍缺乏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理念以外,还与立法技术及跨文化翻译本身难以克服的"文化失真"现象有关。对此,需要从理念培养、制度完善及文化保真等多层面入手来实现少数民族语言法庭翻译制度的特殊价值。     

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的法律保护

诉讼语言文字选择权是公民诉讼权利的一种,其并非是实现诉讼的直接的基本权利,而是由直接实现诉讼目的的一些基本权利所派生出来的权利。诉讼语言文字权的保护,不仅具有体现程序公正和保证诉讼权利的价值,而且能够促进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诉讼语言文字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阐述诉讼语言文字权的法理依据,进而从建立以当事人直接程序参与为主,提供语言翻译为辅的诉讼语言环境,进一步完善法务翻译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双语诉讼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诉讼语言文字权的保障机制。     

国际法视角下的双语司法与我国的双语司法制度

在司法活动中根据需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是国际法承认并强调的主要条款,要求在司法活动中适当考虑少数民族的语言诉求,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我国法律不仅贯彻国际法的双语司法条款,而且我国各部门法中还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同时使用地方语言,保障少数民族在司法活动中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我国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宏观视界与认知机制解构

少数民族语言承载着区域文化,其生成土壤也是回溯历史的另一侧面。同时,我国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奠定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成的复杂样本。可以说,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不但保护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而且有助于广大少数民族成员的语言表达权利。因此,在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宏观视界内,要重新检视少数民族的语言价值,发掘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成环境,型塑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文化平衡。在语言结构与认知机制上,要注重民族语言的发音结构,厘清民族语言词汇的生成机制,勾勒少数民族语言的语群分蘖。回归拯救我国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使命,创新民族语言的原生态结构与价值。     

互助县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状况的调查研究

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文化权利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格外强调和重视的一项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不仅要得到宪法和基本法的确认,更需要落到实处。只有这样,形式意义上的权利,才能变成实质意义上的权利。从互助县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文化权利条款的情况看,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3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之有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需要长期坚持执行。     

论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是少数民族本应享有的重要权利,这一权利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因而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加以保障的权利内容。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权利的保障存在着不足之处,也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从而造成了授权与限权的关系模糊、立法目的与现实情况相互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刑事诉讼立法以及配套制度的完善,使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获得合理的发展并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略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有多种多样的价值。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必须从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语言濒危与语言维护问题

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交际日益频繁。人类交际带来语言接触;语言接触加剧了语言竞争,导致语言霸权与语言濒危。语言的本质、社会价值和语言态度促使语言权利的产生,语言权利促使语言维护。国际社会濒危语言维护的措施与经验对中国汉语国际传播及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西方语言规划观的演变及启示

笔者不仅探讨了西方语言规划观的演变,而且简述了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及语言生态观的四种西方语言规划观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西方语言规划观的演变给中国语言规划带来的启示是:既要重视普通话资源的开发和推广,又不能忽视保护和开发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权利。要从整个语言生态的角度出发制定语言政策,寻求兼顾各方因素的最佳方案。     

民汉双语诉讼规则之探索

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禁止民族分裂、保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进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通过调查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司法实务，发现当前存在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诉讼程序混乱、不符合诉讼原理等问题，不利于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实现。究其原因，在于该诉讼制度缺乏程序保障。为了确保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有效实现，应设立“民汉双语诉讼规则”，以为司法机关提供统一的操作规范。民汉双语诉讼规则应该明确民汉双语诉讼的概念、类型以及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内容，并且根据不同诉讼类型有针对性地设置审判语言与诉讼语言的适用规则。     

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真实意蕴

摘要:随着我国签署或加入一系列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以国际法、国家法、地方法为基本样态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法律保障框架已基本形成.三者之间的文本比较表明,在保障标准上我国与国际社会大致统一,个别领域有所超越;在权利的具体内涵上,实际中存在着被误读的情形.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论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翻译中的应用

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以宏观翻译目的、文本功能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法律语言的特点和翻译原则，主张把翻译从原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指导法律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突出功能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法律翻译对等研究

法律翻译是法律运行机制下的语言转换,面临法律与语言体系的双重制约。对等则是法律翻译的重中之重,这就意味着翻译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意义分歧。法律是一种符号,而构成该符号的法律语言发挥着特定的功能。这个特定功能是指通过探寻法律符号意义的过程,理解法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基于符号学语义三角提出的翻译语义三角可以为法律翻译中的精确对等提供理论基础。然而现实中法律翻译往往受到话语环境和话语使用群体的制约,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在同一法律体系内,可以通过翻译语义三角实现法律翻译精确对等;借助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出发的语义参考方案、法定意义与社会意义的区分、语言元功能等策略,可以理解法律翻译的复杂性。     

对应规范在法律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法律术语是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行业词语,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核心问题.本文针对法律术语误译现象,提出了法律术语翻译中应注意的对应规范问题,以便能够更好地从法律术语的本质意义出发,掌握法律术语翻译的精髓.     

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公益诉权之探析

强烈的公益性和复杂的私益性是民事诉讼应具有的两种理念,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益诉权时,不能否认检察机关为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公益诉权。检察机关在中国法制体系中的检察监督权是《宪法》明确赋予的,它是一种广义的监督权,存在于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有必要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建立广泛而全面的检察监督机制,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语言程式化与法律翻译

法律语言的功能首先是规范调节作用,其次才是提供信息.法律的规范调节功能与程式化的法律语言关系密切,法律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言程式化的问题.要实现法律翻译的功能对等,就需要做到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三种对等,即法律文本整体框架的形式对等,法律语言语用功能的对等,逻辑结构的对等.不同层面的对等亦涉及用词、句法、篇章结构等问题.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试论法律表达原则在法律英译中的作用

法律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翻译或科技翻译,应当有指导法律翻译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法律表达以表达法律信息为出发点,其意包含了对法律原文的理解和用规范的法律语言表达。本文阐述了法律表达原则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例子说明在法律法规英译中遵循法律表达原则的重要性。     

试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依据

诉讼调解是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载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对于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质疑和权利制约权力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的支持,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