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命题”思考

历史有什么用？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浅薄无知、荒唐可笑的问题。然而,它恐怕真的是一个千古谜题,永远也难以有完全透辟的解答。那些自以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驾轻就熟甚至一语破的的人,也许正是深陷于执迷的泥淖而又不自知的人。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对这个问题决不敢丝毫看轻,而是带着特有的困惑认真地寻解。 　　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法国人马克·布洛赫,曾为回答这一问题专门写过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这样一个写作由头：他十分宠爱的小儿…     

论历史性与历史叙述者

长期以来,当学者们的论题牵涉到历史学家时,往往只谈到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什么,他们该如何履行这些职责,而很少将历史学家当作专门的论题进行讨论,也很少将历史学家置于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背景中思考其位置。事实上,有许多问题,如历史叙述文本中的目的性、成见、时代局限性问题,乃至历史之本质问题等等,只有在对历史学家及其实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之后才能给予清晰明确的解答。另一方面,在一般人眼中,历史学家与历史叙述者几乎没有加以区别的必要,以至于人们极少运用历史叙述者这个名称。本文希望对此进行区分,将历史学家视为具…     

论历史性与历史叙述者

长久以来 ,当学者们的论题牵涉到历史学家时 ,往往只谈到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该如何履行这些职责 ,而很少将历史学家当作专门的论题进行讨论 ,也很少将历史学家置于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背景中思考其位置。事实上 ,有许多问题 ,如历史叙述文本中的目的性、成见、时代局限性的问题 ,乃至历史之本质的问题等等 ,只有在对历史学家及其实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之后才能给予明确的解答。另一方面 ,在一般人的眼中 ,历史学家与历史叙述者几乎没有加以区别的必要 ,以至于人们极少运用历史叙述者这个名称。本文希望对此进行区分 ,将历史学家视为…     

论毛泽东的人民观

首先，他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而这两种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其次，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对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     

论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

关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问题 ,本文作者认为 :第一 ,历史学家是专门写自传的人。这个“自传”有两层含义 :就“大”而言 ,是为全人类写自传 ;就“小”而言是为民族、国家、时代写自传。据此可知 ,历史学家可谓是人类、民族、时代、历史的代言人。这种自传的内容和性质就决定了历史学家所写的自传不是私人性的 ,而是社会性的。故而 ,它不能由个别人来做 ,而必须由一批人来干。所以 ,写自传必然是一种职业。第二 ,既然写自传是一种职业 ,那么 ,历史学家就需要不断反思和认识这种职业的特性和意义。     

历史研究的两个层面与历史存在的四种形态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在“重构论”、“建构论”及“解构论”这三种史学理论下,对“过去”的研究都是从对“事实”的构拟开始的.“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事实”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物(事物)与事(事件),二者也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考古学强调“物”的研究,而中国传统历史学则侧重于对“事”的探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历史研究是一个将史料转换成“事实”乃至过去某个面相或者某个片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往往是在历史学家的精神观念中进行的,由此加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解释的成分,形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形态——“观念中的历史”.观念中的历史与过去真实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历史一样,都是历史存在的形态之一.它使得历史解释完成了由“客观”的“史料”向带有“主观”解释色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转化.     

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自从历史学被划入科学的范畴之后,这个问题就尖锐起来,因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允许虚构和幻想;而历史作为一门科学,“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来不得半点虚伪。所以,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尽量强调它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回避与文学的关系,因而历史与文学这一对本来是孪生的兄弟,现在的关系却变得愈来愈疏远了。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注意。     

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产品交易、产品交易效用、分工的物的原因、产品和组织存在的理由分析

本文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在一个同性质的交易中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A而不选择B。笔者提出的观点是依赖于“产品不可替代性”这个概念的。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人们交易的选择问题 ,分析并扩展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效用概念 ,并进而回答了分工的物的原因、产品和组织存在的理由等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职业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由回答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而构成的知识论预设 ,是 19世纪以来历史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而这一切都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摧毁 ,并业已危及历史学的生存。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作出积极回应 ,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专家的任务 ,而且是职业历史学家的职责。职业历史学家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 ,可以而且应该为这场辩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     

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

<正>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88年第1期发表王学典文章评述“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主要回顾了解放以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认为“我国建国后,几乎所有重大史学争论,基本上都环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关于‘历史主义’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主要就是为回答历史创造者问题而发生的。前者,首次提出要‘历史地’看待历史创造者问题:后者,则企图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历史创造者问题。近年来,黎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关于文学的真实性及其他

历来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吸引人、感动人,对读者的思想感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它为什么会吸引人、感动人呢?简单地回答:自然是由于作者写得好,写得生动。而在这个“好”和“生动”之中,就包含着文学的性质和特点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之中,读者首先关怀的是“写什么”的问题,而这个“写什么”的问题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又关系到“怎样写”的问题。因为读者读文学作品,是不会先看作者的宣言或创作意图手记的,他们总是从作者通过文学语言表现在纸面上的具体形象出发。读者不会要求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他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但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下)——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历史认识论的一般模式及主要特征

古往今来,“历史是什么”这一命题,常常困惑着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当然,从广义上,我们可以把整个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叫作历史,但是这样的界说未免过于宽泛,它不能回答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也不能帮助人们在认识这样一个客观过程中发现什么或解决什么。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大师和睿智之士,依据各自的理解力,给“历史”冠之以形形色色的定义。在他们的笔下,历史或是“人类过去的知识”(马鲁),或是“经过修正和纯化的传说,是扩大了的和经过分析的记忆”(罗森斯托克一赫塞),它可能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雷蒙·阿隆),也可能是“一条被恶魔铺满了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论平等观念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意义

何谓平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对平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因为平等是一个历史范畴。 平等观念起源于古代的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在躯体构造和精神能力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本能地意识到“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原始的平等观。     

历史学即人学论

人谓“文学即人学”,其实“史学亦人学”。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学,人既创造历史也创造历史学,历史学毫无疑问是人学。这里的“人学”,首先涉及历史学家之“学”,即他的主体修养问题;其次则蕴含史家面对历史时须以人为本。     

中国历代游记的发展与特色

游记始于何时?这是一个目前尚无定论的问题。很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得首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章是游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不值一提,但它关系到游记的起源和历史。答案应该是简单明白的:记叙游历所见、所闻、所感的文章,就是游记。而对古代文人来说,这个“游历”的对象,离不开山水。文人们于既游之后,或陶醉于山川之美景,     

试论历史的暂时性、延续性和变异性

长时期来,历史学家们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意见相左,争议不休。为了澄清这方面存在的混乱,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是要把客观的社会历史过程和记载、研究这个过程的历史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清楚,讲明白历史过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在过程,并不依历史学家们有没有把它记载下来为转移,也不依历史学家们对它记载的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