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理性反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徒劳——就"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及其对中国法学发展之意义"和季卫东教授商榷

邓正来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设问,企图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为中国法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一种新方向。季卫东则站在捍卫和发展现代化范式的立场,认为“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本文认为邓正来之所以能够提出其设问,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价值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而基于程序性建构理性的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正是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构成对它的克服。因此,一种超越新程序主义范式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诉求始终是被要求着的,它也要求我们在一种更广阔的思想版图中思考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现实以及精神出路—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①是一部拷问中国学术的心灵蓝皮书.邓正来所揭示的"中国理想图景"的集体无意识的匮乏,不仅仅存在于法学界,法学不过充当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而已.在法学界疯狂地进行批量化知识生产和话语复制的时候,邓正来对法学之迷茫的发现可谓是一副清醒剂.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丧失了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能力.     

论法律经济决定论范式

法律经济决定论范式是当代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法学研究范式.它对于法学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对中国法学本体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起着奠基性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学术形象”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它过分强调经济对法律的决定性也有失公允性,它可能遮蔽和抹杀人类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能力.可以说法律经济决定论是由于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机械、片面地理解、阐释而导致的,是没有对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做细致的资料收集、核实和理论梳理的结果.这些问题催促我们必须坚持普遍联系的原则对其认真反思和修正.     

中国现代化视阈中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鼓舞人心和引人入胜的,同时它又始终陷入混乱状态的边缘."[1]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人再一次面对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选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有无价值?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简单附和其全部主张和以启蒙理性的态度全盘否定其意义都显得太轻率,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之进行辩证分析、恰当定位,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才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的质转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主要经历了“西化”、“苏联模式”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种范式转变.这三种实践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又有交叉性,在具体的实施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是中国现代化在历经“西化”、苏联模式化等各种实践范式之后的必然转换.     

“范式”转移: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

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新"范式"出现是知识增长的重要标志。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中国每一次发展观念的更新都是一次"发展范式转移",体现了科学的时空观和革命观。"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发展范式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同时,充分的发展范式转移也对中国的发展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提出要求。     

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庞德《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

在对“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识的“现代化思维框架”进行批判的前提下 ,基于庞德所提出的有关“世界法”的观点给中国学人的启示 ,我们应当努力在“全球结构的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在对此前各世纪法理学的反思和否思并在中国立场的基础上 ,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球结构的法理学范式” ,或一种在整个世界的法理学中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全球结构的中国法学学派” ,并由此形成我们在此一特定时空中对人类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新认识。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的进程,使中国法学在面临全新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全面的挑战,并直接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深刻的问题。邓正来先生就此撰文指出,当下中国法学的根本问题,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法学场域的主流理论,皆受制于一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据此,中国法学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该问题的提出,在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包括批评和交流。本刊择取若干论文,连同邓正来先生的回应予以发表,以期将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向深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何以可能——理解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国内学者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政党中心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政党中心主义”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目前,“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其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应用价值正在被证实和凸显,但在从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局部经验概括到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相关具体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边缘化的知识生产:反思中国法学发展的路径依赖

自20世纪中国法学以西方学科建制方式为蓝本建立至今,形成了较为细密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系统。体系化知识模式的建立,对于法律科学的发展和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制于西方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支配,中国法学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中国的法学知识生产明显的边缘性和依赖性,制约了法学的未来演进。重建法学的形而上理念、问题意识与话语系统,才是摆脱边缘化地位的根本。     

中国法学之自主性寻求——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本文在邓正来先生对生活秩序的根本性追问下,以一个问题、两条主线为进路,展开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解读,试图论证中国法学摆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同时探寻自身发展的自主性道路。     

民间法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与"法律多元"

通过对作为"本土资源论"理论基础的法律多元理论与历史唯物论及其"价值中立"研究方法的检视,可解析出其中包含的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三种态度--转化、共生和中立.法律多元理论同时包含了"移植法-固有法"以及"官方法-非官方法"的双重结构,而其中"移植法-固有法"这一结构与"现代化范式"可能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随着现代化范式"进入"法律多元理论,使得法律多元理论并不能作为与现代化范式相对立的理论取向.因此,对于本土资源论乃至中国民间法而言,法律多元理论的内在双重结构及其与现代化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和清晰厘清.     

超越与去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之路——以苏汶研究的遮蔽与缺席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惯性,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简单化的截然两分,这种惯性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与结论偏颇.以1930年代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为例,苏汶正是文学政治化时代一个被阉割、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由此可见,若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新拓展、步入新境界,就必须具有理性的问题反思和自我批判,即研究中的超越与去蔽.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经济学分析法学之理论功能研究

经济学分析法学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体系.就理论研究成果的着眼点和适用领域而言,经济学分析法学既可以作为经济学的流派,也可以作为法学的分支.站在法学的立场上、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对法律制度进行效率评价的经济学分析法学理论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分析法学能够促进法律制度的有效设置和改革,其相关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辨异——兼评“民间法范式”

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立基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形成了＂民间法立场＂,然而此＂民间法立场＂非彼＂民间法立场＂。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二者在法治、法律发展、法律方法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回答。在民间法研究过程中不应忽视＂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的差异,急于寻求统一的＂民间法范式＂。     

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

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模式凸显其深刻而本质的内涵,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与发达国家混合经济具有根本的区别,其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具备内在稳定性与扬弃性的新的治理范式,而不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形态.国家主要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安排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组织形式,并在法定基础上,通过所有权关系的重塑构建或选择高效率的治理结构.这一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在宪法框架内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形式得到确认.基于这一基础,深入透彻地研究国有企业行为与政府相关治理问题,是回答未来改革难题与深化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