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共同体伦理的嬗变: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

在古希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创的个体融入城邦的理想城邦政治理论标志着黑格尔与马克思所钟情的共同体伦理生活的发轫。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国家伦理生活的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目的是在调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在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绝对共同体。     

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辩证地看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问题，正是当代政治哲学语境下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在这一议题下进行了长久的相互论辩。综合来看，马克思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以人的生产实践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的集合体，它既囊括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表达方式，又包含了认知性与规范性两种理解维度，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统一性，解决了当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理论分歧，是对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真正解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公平正义乃至更高超越性价值的伦理追求与道德愿景。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试论邓正来的“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及其可能限度——以罗尔斯“自由主义的共同体观”为参照

在其标志性的哈耶克研究中,邓正来不仅重构了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内在理路,而且挖掘了其相对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知识增量.然而,此项研究可能存在着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同质化处理,并将其与社群主义截然对立的倾向.以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的罗尔斯“自由主义的共同体观”为参照,有助于弥补邓正来“哈耶克研究”中的上述缺憾,更有助于洞悉邓正来尚未厘清的哈耶克社会观和正义观可能存在的某种限度.     

杜威“民主”思想价值维度之探讨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民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杜威的“民主”和“民主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社会道德传统。深厚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杜威的民主思想不同于当代其他哲学家思想的特色所在。     

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来自《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启示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全面地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儿童”作为具有独特行为方式的参与者，“经验”作为一种立足于生存意义上的探究性力量，以及“民主”与“共同体”作为普遍的社会条件与组织形式，这三者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彼此内在互相作用的有机整合，一种生命之成长的基本结构。在这个深广的意义上，可以说儿童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的实现主要并不得自于对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维护或改善；就其根源上讲，它来自于杜威对“民主社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基本内容在于，如何在一种充分开展的“社会探究”活动中使儿童产生兴趣，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的参与性的特质，而这同时也体现了杜威对于“经验”作为个体与环境相互依存、彼此造就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体现人之具体成长方式的信念。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最为基本意义上的“教育”的开展而使儿童实现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本文力图通过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著作的再解读以期寻求“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的科学和哲学的解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基层政治参与的理论范式及其限制

目前流行的以期理解公民在基层政治生活中的参与问题的相关理论模型有善治、制度/事件、理性选择、社会资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论题,提供了鲜活的解释,但都各有其不足之处:源于公共管理学的善治理论范式与以提供解释为主旨的政治社会学在学理上存在内在的张力;社会资本理论范式自身存在“模糊性”;自由主义范式难以解释社会成员基层政治参与何以不足,社群主义还停留在对“集体主义”的伦理呼吁层面,理性选择范式在将个人主义方法论向群体共性行为的推进方面缺乏合理的“惊险一跳”。     

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下）

舒斯特曼在生活与艺术、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桥梁意向集中表现于他以“伦理的审美生活”作为人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把人做成一件艺术品”。这种“生活艺术”试图沟通善与美的理念,带有明显的消解差异之后现代性,关系到个人怎样实现自身价值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合乎人的美好生活——联系着的构想。这种文化选择通过审美活动与对生活的美学理想及日常的实践相连接,又通过政治道德理想与政治生活的实践相关联。同时,他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提议”本身就包含着“非学科化“之悖谬。在审美经验与性经验关系上,他的桥梁意向的强化更遇到不可克服的“非美学化”或美学“非科学化”之困窘。如果说他的哲学和关学的价值在于桥梁愿望和作用,他的失误也正在这里。在无差别的同一性下,桥梁变成了要拆除的东西,可以说“成也桥梁,败也桥梁”。     

“权利公平”的实践逻辑与公民幸福的价值期待——“美好生活”时代之共同体的伦理文化吁求

发展为了幸福,权利保障幸福.置身“后发展时代”的当代中国社会,基于一种轮廓明晰的“主体性中国”塑造的理论期望,坚定地以民生本位的治理方略,开始理智地反思“财富最大化与精神生活空疏化”内在背离的根由,以民众集体之勇毅向善的“正能量”,勇敢对抗、抵制现代性文化制导下资本与财富逻辑之强制性奴役,着力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之最大化吁求与制度无法满足民众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一种新质的公共性社会实践,深刻地标志着一种普遍而真实的权利正义诉求基础上的“幸福中国”的新价值叙事.是文明进程中华夏民族向社会发展和变迁之初始动机和永恒目标——依照“人的方式”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的回归之豪迈宣言,已经并正在实际构成当代中国新历史理性生成过程中,“美好生活”时代之共同体的伦理文化吁求的必然的实践逻辑和价值期许.     

“共同体主义”词源考

在伦理学界,communitarianism的译法主要有三种: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和社区主义。英文community是考察共同体主义的身世来由和涵义的切入口。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始终构成community的基本意涵。社群主义与社区主义是communitarianism两个更为常见的译法,但共同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多的文化植入,保留了源语言上的基本意义,也更能体现其政治哲学背景。因此,共同体主义是最为贴切的译法。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两型社会”视域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相关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对弱化了伦理之于实践的现实意义。面对环境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正义在环境保护中的价值,正义是人们面临有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现实情景下的必然道德选择,是主体对环境权利诉求与资源分配中的基本伦理原则。环境正义的观点带动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转向,使得环境伦理学从对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关注。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关注环境问题是对正义理论的延伸,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融入了伦理的考量,提供了新的伦理维度。     

论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维度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我们理解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关怀政治伦理:女性主义对公正政治伦理的抗争

近代启蒙伦理以公正为内容与目的为现代政治建构提供了价值合理性论证,并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权利政治形态奠定了基础。女性主义对权利政治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提出质疑,以公正政治伦理采用“普遍他人”式的理性自我范畴作为批判焦点,指出了这种理论建构的问题是忽视了共同体所具有的关怀性质,漠视人类生活中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的人性基础,以致于权利政治建构中的公正政治伦理不能体现出关怀价值的政治意义,更不能揭示现实政治实践中性别权力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