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逻辑的语用趋向——从哲学与逻辑的互动维度解读

逻辑与哲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某种逻辑观念的形成与存在常常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学说为其理论后承,而特定的逻辑观念反过来又为新的哲学观念的产生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依托。逻辑受命于哲学的“危难”时代,而哲学的“动乱”又造就了逻辑的“英雄”地位;哲学的语用化带来的是逻辑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佛教哲学与中国儒学的内在关系问题

儒家学说的底层解释模式是天人合德的宇宙哲学,具体表现为气感论学说以及这一学说所具有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特点。佛教的理论基础是缘起理论,业感缘起学说是其突出的特色。气感论与业感说的关系反映了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差异,但因为“感”这一学说而使儒佛二种文化又具有某种沟通的内在基础。研究这两种学说的意义在于,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与演变的理解和把握。     

朱熹与黑格尔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黑格尔的哲学在东方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他们对哲学的思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哲学的本体探索来看,朱熹的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是世界的本源,但朱熹的理是先天完备无缺的精神,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着的精神;从哲学的逻辑构架来看,朱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构架都是圆圈式的,前者是从理到理,后者是从绝对理念到绝对理念;从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来看,朱熹和黑格尔哲学体系都存在着两种内在的矛盾,这是他们本人无法解决的。     

从“经验”到“民主”——论杜威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

“民主”问题是杜威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杜威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亦即从逻辑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逻辑线索,我们才能够全面和正确理解其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结构。杜威在解决了哲学所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以及“经验”与“民主”关系的基础上,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民主。     

心灵与境界——朱熹哲学再探讨

文章认为,朱熹哲学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心灵境界说;朱熹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就是心灵境界问题.朱熹的心灵学说,以“心与理一”,“浑然一体”为最高境界,其中既有真理境界(诚),又有道德境界(仁),还有审美境界(乐).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是自我超越;同时,朱熹又提出向外穷理的方法,作为心理合一境界的重要步骤.文章还对当代新儒家的有关论述作了评论.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

儒家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学说倾向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向社会提供改变世界的可行性论证。本文认为，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最能体现儒家主流政治哲学的特质，即大幅提扬伦理精神，将政治与历史伦理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固定在宗法伦理的框架之中，伦理问题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说，宋儒所建构的理想社会模式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所阐发的“理想”其实是一种与这种理想所产生的环境不相符的“理想”，其目的是要改变与这种“理想”不相符的现实环境．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     

论“生态理念”在儒家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将自然生态现象赋予道德内涵和哲学意蕴,归纳总结其规律,以此为依据颁行礼乐、建章立制、治国理政,诠释、指导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此为儒家经典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意义。其理路在于,首先界定天地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次提出“大人”即圣贤君王的标准:“与天地合其德”；再次奠定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法理基础:“天工人代”。探求此思想的逻辑本源可见,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自然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显现出传统生态理念卓越的前瞻性与综合整体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提出的“生态良好”“永续发展”理念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同时,儒家生态智慧,需要实现现代转型,方能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

孔子曰“为政以德”。实行德政,是儒家所主张的基本统治原则。德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仁”;而加强统治者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仁”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儒家学说把实行统治的原则和对个人思想道德规范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     

论《尚书》中的"德政"范式

《尚书》是流传于今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作为备受儒家推崇的政事元典,《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德政”思维,对其管窥蠡测,其明德诚信、立政唯贤、恤民养民的“德政”范式清晰可见。明德诚信是君临天下的内在素养,立政唯贤是政治首脑应有的政治胸襟,恤民养民则是判别是否“德政”的外在要件。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

陆王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所提出的“良知说”在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育人的价值与资源。其中,壬阳明所提出的“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成圣贤”以“止于至善”,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秉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特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这决定了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目前,中国面临着两个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不协调。这又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施行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过程中表现出亲近平民、限制威权、注重德治的特色。     

马基雅维里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马基雅维里通过赋予“美德”新的内涵,进一步修改了原有的道德原则,在政治领域悬置“善”,实现了欧洲伦理道德观的大革新;他重新设置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主张政治德性能力是政治正当性基础,暴力手段则是构筑政治权力的例外决断行为,人民群众是政治统治和反对腐败的有生力量,这些观念对我们建立强有力的廉洁政府,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为人民服务”与“执政为民”的关系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实质所在的核心内涵,坚持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它们具有同一性.执政为民从思想和实践要求的角度,就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问题做了很有新意的深刻阐述.它是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丰富和发展,这已成为我党执政治国的新理念.     

中国散文审美传统新论

中国散文具有优秀的审美传统，这个传统概括为尊用、明道、崇真、主情、重家和尚气六个方面。把中国散文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并从中国散文发生发展史的角度对中国散文的审美传统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对散文的创作与鉴赏具有启示意义。     

诚信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诚信基础上建设法制健全、道德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因此,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要以诚信为基础构建。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脉络论略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孕育在哲学、道德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系之中。古代思想家们从德性、能力、身份等级的角度思考管理主体合法性问题;从德治教化、法律规制、权术运用的角度探讨管理的有效性问题;从君、臣、民的角度考察管理对象问题。由此,他们提出的各种不同治国方略,不仅展现了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逻辑脉络,而且表现出古代管理思想"人治"与"治人"高度结合的鲜明特征。     

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基于“三治”环境的分析框架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论姜太公佐周灭商之德

姜太公的德与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德是谋的基础,谋则是德的手段.姜太公之德在佐周灭商时,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要求统治者具备好的政行及施惠百姓的实践行为.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以民心为本,以卦兆、天时为末.姜太公以德为基础的谋与春秋战国时以私利为基础的谋有着本质区别,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