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九首与周续之

晋宋易代之际,与陶渊明同为“寻阳三隐”的周续之,中道改节,追随刘裕集团。陶渊明对此感慨良深,作《拟古》九首以劝导之。这种解释,与《拟古》九首诗意最为切合。     

论陶渊明《拟古》组诗神韵美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由于时代的原因,诗人隐蔽起创作意图,使组诗“情思回曲,辞旨缠绵”,造成了“意更难测”,众说纷纭的局面.然而,如果对《拟古》中的“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神韵美进行解剖,那么是能够知晓《拟古》真意的.陶渊明《拟古》组诗作于宋武帝永初元年或二年(公元400—421),诗人此时五十     

陶渊明《拟古》诗论略

(一) 《拟古》诗共九首,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此时心情低沉,感慨极多,因此作者对东晋灭亡的感叹和由此而引起的感伤,便成了《拟古》诗的主要内容。尤以第九首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中的“种树长江边,三年当复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四句,黄文焕曾作过评论:“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晋主于东堂,立琅琊德文,是为恭帝。己未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上面一段话可看作陶诗中“三年当复采”、“忽值山河改”的有力注释;它告诉我们《拟古》诗写于晋亡之后,写的是诗人因晋亡而表示的感慨。清人陈沆也说这首诗是作者“慨晋室之所以亡也”。     

关于《拟古》(其三)诗的寓意--探讨与吴歌西曲及《易》的关联性

(一 )陶渊明的寓意手法都包括《易林》中的繇辞的运用 ,以及《易》的卦爻辞及王弼注词语的使用等。加之 ,还应指出如下一点 :即陶渊明的作品里有很多与吴声歌曲·西曲歌 (以下略为吴歌·西曲 )的歌辞相同或类似的措辞 ,而且其中有一些很明显是用来表达寓意的。尤其是《拟古》与吴歌·西曲的关联很深 ,其系列九首中半数以上的诗篇里可以看到有关措辞。本文要按下列步骤讨论《拟古》 (其三 )诗的寓意。首先对以往有关该诗寓意的诸论略加述评 ;然后分析该诗与吴歌·西曲的关联性 ;接下来探讨作者的寓意手法以及寓意所在。(二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2000年庐山中日学者第二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论文报告次序

吴　云 :《二十世纪陶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石川忠久《陶渊明研究法》(1 )汪榕培《让陶渊明走向世界》(2 )龚　斌《新世纪瞻望 :再创陶渊明研究的辉煌》(3 )沼口　胜《关于〈拟古〉 (其三 )诗的寓意》(4 )李文初《读〈拟挽歌辞三首〉札记》(5)矢山鸟美都子 《关于中国古诗中的“柳”形象的演变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6)邓安生《陶渊明的“任真”与陶诗的自然本色》(7)今场正美《陶渊明〈闲情赋〉考》(8)赵治中《2 0世纪辨析陶渊明“忠愤”说述评》(9)上田　武《陶渊明和束皙》(1 0 )魏正申《日本二十世纪陶渊明研究述评》(1 1 )李剑锋《加…     

从《拟古十二首》浅析陆机对古诗之雅化

陆机继承了曹植开创的五言诗的雅化实践,《拟古十二首》正是他这一实践的体现。本文通过对陆机拟作与古诗原作的对比分析,来阐释陆诗雅化的具体表现,并从时代背景、文学史发展及陆机生平、心路来揭示其雅化诗歌的缘由。     

鲍照诗风与六朝习尚

鲍照诗歌的乐府部分与五言古诗部分,风格明显不同。对此,前贤已有定论。方植之《昭昧詹言》卷六专论鲍诗,于其五言古颇多“典实”、“沉涩”、“板滞”、“(钅东)”、“奥”等词,于其乐府则无这类评价,而代之以“豪宕”、“壮丽”语。沈德潜云:“鲍明远乐府,抗音吐怀,每成亮节” (《说诗醉语》六六)亦拈出乐府独评。王夫之则更直接了当地指出:“杜陵以‘俊逸’题鲍,为乐府言尔。鲍五言恒得之深秀而失之重涩,初不欲以俊逸自居”。(《古诗评选》)延至当代,仍有论及鲍照诗风者。如张志岳先生的     

《玉台新咏》所录《行路难》考述——兼论《行路难》的流传演变情况

《玉台新咏》收录南朝时文人拟《行路难》诗共九首,在题材上均与女性有关,主要反映了女性的生活遭遇和情感,在形式上以七言为主。作为最初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行路难》在产生之初顾名思义是感叹道路难行之意,并非挽歌,在经过袁山松的改造之后才作为挽歌在南朝广泛流传。鲍照是《行路难》发展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拟《行路难》组诗中既保留有挽歌的影子,又对《行路难》在题材与风格上进行了拓展,率先将女性题材融入《行路难》之中,用绮靡的笔调与华丽的词采来抒写女性的悲哀;此外,鲍照《行路难》中那些"发唱惊挺"的篇章则被唐代李白、骆宾王与王昌龄等人所继承。     

"词人解撰《河清颂》"——杜甫对鲍照的接受

杜甫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将鲍照与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江淹相提并论,重新估价了鲍照诗歌的成就,并以“俊逸”一词,准确地概括了鲍照诗歌的主要精神特质。在创作中,从诗歌风格到构思立意,从词句的选用到诗歌意象的选取,都有对鲍照的承袭。在六朝诗人中,鲍照对杜甫的影响仅次于庾信。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论《西昆酬唱集》诗人与西昆体

西昆体在宋初与白体、晚唐体鼎足而立,但是三者之中,对前者的研究最为不足。本文通过对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西昆酬唱集》中其他十四位诗人的具体分析得出:杨亿最早宗李商隐,但是首先进行西昆体风格创作的却是钱刘二人,并且三人对西昆体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余十四位诗人在西昆体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但都不容忽视。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主体色彩映照下的乐府诗作——鲍照乐府诗风格述论

鲍照所有的乐府诗作均是自我观照,自述情怀之作,诗的主体色彩强烈而浓厚。他刻画的种种人物形象,笔下描绘的种种情事,都是因为人生艰难与不幸的种种经历而起,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是“我”,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人生无穷无尽的感喟。鲍照乐府诗是抒情性诗歌,也是叙事性作品,它们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相联。鲍照乐府诗创作采用了流动的叙事方法,与他亦雅亦俗的乐府诗体相应,诗的语言也兼具雅俗。这些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论六朝祖饯诗

六朝祖饯诗从建安曹魏时期发端,经过两晋刘宋的发展繁荣,到齐梁之际达到高峰。综观六朝祖饯诗,应制性诗作与感怀性诗作在感情抒发和结构模式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六朝是送别诗史上一个高峰时期,究其原因,与古代祖饯仪式活动、其时上位者的提倡及古人重别感发有着紧密的联系。六朝祖饯诗的发展在六朝诗歌史和诗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唐人送别诗有着客观上的影响。     

唐诗再补录

所辑为《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未收之佚诗。计二十首。分别辑自《新编萧山县志》《康熙会稽县志》《天台山全志》《苎萝志》《光绪诸暨县志》《兰亭考》等书籍。为了证明这些佚诗的可信 ,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晋咏物诗略论

咏物诗始兴盛于南朝,学界多有论及。其实咏物诗在两晋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存世数量不多,所以一直以来不被重视。两晋作为咏物诗由比体向赋体转化的衔接时期,对比体咏物诗由情入理的完善和促成后世赋体咏物诗的兴盛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