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机制在预算审议中的引入:财政民主之程序构造

以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促进立法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公共预算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价值.作为财政民主的制度根基,公共预算内在要求扩大公民参与,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我国上海市闵行区的人大预算初审听证制度为探讨公民与政府协商沟通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范本,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协商机制引入预算审议过程,关键是通过法治途径确保预算公开,构建起公民参与财政预算的程序机制,最终实现对财政预算的民主控制.     

论西方审议民主思想对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价值启示

西方审议民主思想有着自己独特的产生背景和话语表达,形成了西方民主发展的一种新的方向。它的理念、运作机制以及实践效果都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深化政治协商制度改革提供了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有效结合中国特色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可为我国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协商民主与预算审议的理论与经验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协商、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意义。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和中国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实践是协商民主的典型体现。要想通过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预算实践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就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构建程序机制,提升民众参与自治的能力。     

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贡献:从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在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对公民参与预算的强调;从实践层面而言,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为我国公民参与预算提供了经验范本。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和程序参与机制,落实预算公开制度,充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     

"商量式"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始终强调“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逐步形成了“商量式”民主的重要思想。“商量式”民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坚持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既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又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既丰富和创新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又反思和超越了西方“争吵式”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论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

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适时导入"民主"的理念。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有四个基本问题: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的原则;民主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途径。     

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的思考

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地方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研究怎样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联系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精选议题、依法审议、督促落实三个方面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     

准确把握中国式民主的三个维度

中国式民主的三个维度是指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的维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维度、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维度。本来,作为民主政治的整体,以上三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维度的不同层面是密不可分的,但由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民主发展的艰巨性,在选择民主发展的攻防点和突破口时,我们较多地选择了某一方面。然而,几十年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将不同的民主形式拆分开来,片面地或单纯地推进某种民主形式,并不能发挥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协调发展的作用,反而是阻滞了民主的整体推进,模糊了民主发展的要旨,致使中国式民主仍然只是存于人们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要真正推进中国式民主,有必要重新厘定民主的本意,准确把握中国式民主的三个维度,协调地推进中国式民主。     

中国式民主道路的逻辑形成

中国式民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它的形成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线索,这些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导向中,蕴含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历史影响中,更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和根本取向中。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形成正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内在影响、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历史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决定性影响三者综合作用、逻辑递进的结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并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的。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30年:协商民主何以须为何以可为

协商民主理论在不断论争中,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已成为回应当今西方社会现实之挑战和有效提升民主质量的一种重要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作出了贡献.审视西方协商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中何以须为何以可为的基本问题,可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治理变革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论我国农村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培育

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政治德性、提出理由论证自己权益要求及进行理性探讨的参与能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在政治德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善治和共治思维,同时对村民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村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培育合格的农村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     

合肥协商民主运作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加剧,利益主体日益的多元化,人民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的要求日益增多。协商民主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选择。在对现行协商民主运作机制的主要内容、具体程序进行阐释与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就如何优化协商式民主运作机制提出了几点对策:发展协商文化,提升协商环境;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的规范与程序;完善协商民主评价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制度化: 民主创新与协商体系

协商民主如何实现制度化,尤其是如何通过民主创新直接吸收公民参与政治过程,这一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认识、理解和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能够为当前有关协商民主体系的争论提供一个重要的、批判性的视角。以往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包容所有价值,协商民主的价值有时会相互冲突,权衡和妥协在制度设计中是必要的,只有实现各制度之间的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和这些价值。因此,探讨如何使协商民主能更有效地嵌入整个政治系统,并与其他制度形成配合,是当前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而其中最关键、最具实践意义的便是对制度化策略的研究。     

论协商民主的法治化

协商民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对扩大公民参与及理性对话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在扩大票决民主及民主决策的基础。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协商民主的主体、内容及程序均应受宪法及相关法律(包括硬法和软法)的规制。协商民主存在的争端应当通过协商本身及法律机制来解决。     

信访机制的民主化——协商民主的视角

当下中国在强调信访法制化的同时,对信访民主化的重视也应得到加强。协商民主作为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具有其他治理机制无法比拟的优势,信访民主化可以成为解决“信访悖论”的主要路径。中国基层三个典型的信访协商民主个案表明,信访协商民主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信访民主化路径的关键在于创新性地整合各种协商民主方法,将信访的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起来,在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构建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信访民主机制和制度,包括信访协商的包容与中立机制、专职化和社会化机制及相关衔接机制等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试论高校治理与协商民主

传统的高校管理体制始终未能解决好我国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也未能处理好高校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关系。从“公司治理”借鉴而来的“高校治理”是一种新的高校管理体制,协商民主是与选举民主相并列的一种民主制度。在高校管理体制创新中引进协商民主制度对于调整高校内外部之间的各种关系、构建高校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     

农村土地承包中民主议定原则的实践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大量的实践和摸索,我国逐步找到了保护农民集体土地利益的有效方法———民主议定原则,并通过立法加以确立。该原则是实现村民自治,维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增强基层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在保护农民集体土地利益方面无疑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行之有效。通过结合司法实践,分析该原则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