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以微信、微博、B站、抖音、豆瓣、百度百科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也促成了当代文艺评论的转型。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标准即网民权威,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评论方式和语体风格,拓展了文艺评论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带给文艺评论的不仅有赋权,也有剥夺或阻碍。当社交媒体出现反连接的情形时,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择的“退出”,使得文艺评论出现了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势,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表达方式日益表演化、浮夸化,难以完成有效的对话;圈层中的舒适区、同温层和过度连接使评论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加速了审美固化的形成,导致文艺评论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网络文艺领域网暴治理的传播伦理策略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网络文艺评论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已然成类出现。无论是从现实世界的典型现象还是就其表现出来的关键特征看,生成性媒介环境都是网络文艺评论的总体环境。生成性媒介生态环境凝聚“媒介动能”,重塑文艺评论的“物质性”能量场。文艺领域之所以频繁发生网络暴力,主要是过于偏信“媒介生长论”的价值取向,同时却又在根本上忽略了巴洛克式的“褶皱”场景本来就是网络暴力的温床。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开展网络文艺评论暴力治理,主要的伦理策略包括：重塑社交健康的自我伦理,超越联结和断联的复杂性伦理,强化“趋势结果”——突显事件伦理,凭借“宏大叙事”增强文艺评论厚度。     

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等互动活动成为文艺消费的内容,评论者需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建构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人们时常提到的“大文艺”观有两点不同,一是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二是“作品”与“活动”并非机械叠加,而是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区别。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可有效涵盖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中“作品”与“活动”的二重性。同时,这构成了一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既承认了传统的著作权,又体现了网络的开源精神。在文化参与的背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走向了精神政治。     

从审美性到交往性：社交媒体语境下文艺批评的范式变革

社交媒体给当下文艺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促成了文艺观念、文艺批评的一些激烈变化。交往互动开始成为文艺消费内容,文艺内容开始成为一个个话题素。在话题素的作用下,作者创作的内容与网友的群体贡献已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文艺的集体生产真正得到了实现。在此情况下,一贯重视审美价值的文艺批评应适度凸显交往性,重视社交媒体对文艺活动的基础性装置作用,从交往性去理解数字时代文艺的属性,将交往性当作文艺批评的价值维度,从交往性去分析与阐释文艺。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的趋势。受此影响,文艺消费和生产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线性、完整的消费模式转向对叙事碎片的消费,文艺生产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段子化”生产瓦解了传统线性整体的生产方式。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这表征了文艺从传统叙事文化到社交时代数据库文化的转向。针对这一转向,有必要构建数据库诗学,数据库诗学的引入并非完全取代传统叙事文艺观念,而是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交时代的文艺活动。     

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批判：起源于“人性—社会性”之分

中文学界对“社交媒体”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理解,与此对应的是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交媒体研究。社交媒体研究如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理解之间的关系,势必造成思维混乱和思想混杂的状况。对韩炳哲的理论著述做个案分析,便可发现韩炳哲因失去对“个体—用户”的仔细考察而错失了他原本可能以“群体心理学—精神政治学”来回应社交媒体时代社会交往危机的(可能性)契机。由此可知,社交媒体批判起源于“人性—社会性”之分。而社交媒体批判应当以实在论为哲学基础,诚实地面对社交媒体时代个体的“社会性危机”,正确处理好“人性与社会性”“个体与群体”等关系,进而为社交媒体时代确立稳定的“关系架构”和积极的行动者方案。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     

超越沉默的大众？——社交媒体与社会团结的三种可能关系

社会团结既是社会学经典议题也是个体化时代的紧迫问题。在人类日益移居赛博空间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社交媒体对社会团结的可能作用机制。就技术架构而言，社交媒体恰好构成了导致社会性终结的大众媒体的反题，带来了相互孤立的个体间的连接和互动，而个体间的交相互动以及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感激和信义等社会情感有助于社会团结的建立。但社交媒体中的过量刺激、人际关系压力以及对暴力情感和话语的限制的降低则可能弱化社会团结，同时，作为一种“通过仪式”的社交媒体还可能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团结。     

数字史学传播若干特征

数字史学传播与数字文明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媒体社交传播,是各种平台的“交流+互动”式传播,体现着虚拟时代数字史学传播的特征。数字史学所传播的对象是经过数字化技术加工、处理的、无法感知的数字文本,即数据和信息,呈现出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数字时代特征鲜明的数字史学传播。非纸质数字史学载体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内贮存和传播传递,“分享”“共享”、互动等强化了广泛参与性、多样性特点,扩大了传播规模,提高了传播传输速度。多重媒体创造的平台,让数字史学的传播凸显了“媒体、平台、互动、参与”等一系列优势特色,促进了传播的发展进步。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政治极化是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来描述当前的政治与社会，一个社会中的正常多样性越来越沿着一个维度发展，政治与社会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政治极化存在政党制度、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成因，社交媒体竞选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极化。聚焦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问题，运用框架化理论下的“级联网络激活模型”，可以发现总统候选人的框架建构加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竞争模式，在框架扩散中两党政治精英中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强化，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框架选择中也存在差异，因而公众在对框架认知方面亦强化了观点对立的模式。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与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闭环，各自的话语框架不断被强化，同时也迫使独立公众“选边站”，尽管信息的选择越来越具多元性，但民意却越来越呈现分裂与对抗。     

数字听觉人：数字时代的声音主体与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新的听觉行为和知觉方式的出现，“数字听觉人”作为新的主体形态应时而生。数字听觉人具有流动性收听、具身性、节点性、连接性等特点，能够在情境性身份中形成场景化社交圈层与共在式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声音入口与智能语音媒介构建“生成式”联结和智能栖居生态，重构“在家”的意义，绘制随时在家和陪伴在家的栖居图景。数字听觉人以“断连”的方式构建私人声景，实现“专注自我”的栖居之境，同时能够在虚实互嵌场景分身在场中创生出自我的声音价值和存在意义，从而构成数字时代以声为媒的声音景观和文化表征。数字听觉人作为声音媒介和声音意义秩序的主体呈现了独特的认知机制和传播路径，为反思视觉弊病提供了一种来自声音的具身性实践，也为当代数字化生存状况提供一种理论问题和切入框架的思路。     

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

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工业时代的线性创新、交互式创新正在向数字时代的新模式——互联式创新转变。互联式创新是由嵌入互联网的分布式多主体——企业、异质性知识体与消费者，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从而形成知识变革与创新涌现的创新模式。基于复杂网络构建互联式创新模型，揭示互联式创新网络结构的特征；以企业作为节点，解析其在互联式创新网络演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互联式创新行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时代，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越深，进行互联式创新活动越多，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因为互联式创新行为会形成创新成本节约和知识偏好连接的基本特征。互联式创新为中国技术后发企业的知识搜寻、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规制等提供了新路径。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

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产生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社交。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成为了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来源的双重动力,同时产生社会效应。基于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与线下社交相比,线上社交能让个体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和网络范围等方面均大于线下社交;其次,数字时代的社交模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线上社交,从而在积累线上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以线上为主的社交模式以及线上线下均衡兼顾的社交模式,均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目前尚未发现存在负面的社会排斥效应。这些发现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模式一方面能有效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群体差异也提示我们应当重视数字时代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     

学院评论和大众文化评论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文艺评论是面临着危机了．刊物的萎缩，订数的下降，还只是一个表面戒象，而文艺评论专著出版之难，也还不是最值得忧虑的，最令人忧虑的倒是文艺评论界至今还没有普遍地、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真正根源．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评论和文学作品一样早就带上了很强烈的商品性，而文艺评论如何在商品性与科学性之间取得平衡成了一个难题。我们许多评论家、学者都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面临商品潮的巨大冲激，多少有点谅惶失措，多少有点怨天尤人。总是使客观环境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而自身…     

简谈桐城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在评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德意志派”文艺、四十年代的“真正社会主义”文艺及五十年代的“席勒式”文艺时,曾多次重申他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阐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评价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应强调他们“是他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而正是从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基于UDL文件动态建立ADO连接方法研究

本文介绍了基于UDL文件动态建立ADO连接的方法，分析了ADO连接方式和UDL文件结构，给出了应用实例，说明了应用方法，较好的解决了动态配置ADO连接的问题。     

漫谈评论自由

一 当前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提出评论自由,为评论自由正名。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文艺界受“左”的影响极深,“左”的偏向得不到纠正,跟创作自由一样,评论自由的原则难以贯彻,甚至遭到践踏。这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理论的发展。评论的不自由及其危害,大致有如下的表现: 文艺评论变为纯粹的政治评论,进而沦为帽子、棍子、政治判决书。文艺评论,顾名思义,是对文艺作品进行艺术规律、文艺手法的探讨,以促进创作的发展和提高。当然,作品是作家头脑的产物,是作家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分析渗透在艺术中     

WEB数据库的连接技术

本文研究了WEB数据库的连接技术，着重研究了CGI技术和API技术并比较出其优缺点和在WEB数据库连接中的应用，而后介绍了IDBC技术和RAD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