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CSSCI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2l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略论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其未来走向

日本的战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影响日本战略文化的主要因素有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武士道精神和“岛国根性”.当代日本主流战略文化主要有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普通国家论”和“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虽然他们的战略思维各有侧重,但其对外战略的方向是一致的.由此,本文归纳出日本今后的战略走向具有三大特征:战略主体性日益增强；在外交、安全上更强调战略性、进取性；由于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日本对华战略的两面性增强.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