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奎报的晚年诗歌创作,无论是其诗意、诗语,还是诗体、诗律,都深受白居易为人为诗的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地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     

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白居易的诗在文学史上以"讽喻"和"直白"而著名,这也成为了描述其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格时的常用标签,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白居易的讽喻诗存在两大"困境":一是讽喻诗的实际讽谏效果远远没有达到白居易所预期和后世所想象的程度;二是虽然白居易十分推重自己的讽喻诗,但当时社会所欢迎的却是白居易其他类型的诗歌。     

白居易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贬谪江州之前,白诗积极讽喻,对政治充满理想和抱负;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于泪下青衫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体悟、反思及透解,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一直延续到晚年。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是白氏一生诗风转变的津梁,其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杜甫、白居易诗歌中的妇女形象的比较

杜甫和白居易作为唐代两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进行妇女形象描写的时候，充分体现了民主性和人民性，在具体描写时对广大妇女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但社诗中的妇女形象始终没能跨越封建伦理的樊篱，而白诗则更多描绘了要求精神平等的妇女形象，浪漫色彩更浓．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刍论

唐代是汉语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而初唐到中唐缺乏像敦煌变文那样集中反映当时口语的作品,因此,唐诗就成为研究唐代词汇的一项重要资料。白居易诗歌语料通俗、丰富可靠,无疑可以作为唐诗词汇研究的典型代表。回顾了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的概况,按时间可以分为唐宋至明清、20世纪初期、20世纪40年代、20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5个时期,并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进行了评介,试图通过这种回顾和评介,勾勒出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的概貌。     

诗·酒·人生——兼论白居易的诗歌思想

饮酒诗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讽谕、感伤诗,还是闲适、格律诗都散溢着醇醇的酒香.白居易纵情诗酒以避祸消忧,体悟人生.从他的饮酒诗,可以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白居易,并能够窥见其思想发展历程,发现其人生发展轨迹.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中的地位及产生的原因

闲适诗贯穿了白居易的整个仕途生涯。从中唐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以及儒释道思想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都对白居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写出了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的闲适诗。这些诗是他儒家思想体系和处世态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慰藉心灵的重要途径。     

论白居易洛下闲适人生及其文化影响

中隐洛阳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转向,诗人栖心释老,在世俗生活中以平常心追求大自在,其歌诗审美再现了他洛下闲适人生的不同境界——饥餐困眠、知足无求的日用境,在家出家、任运遂性的自在境,包容互摄、不二无碍的圆融境。三者层次渐进又交相辉映。这种诗意栖息是诗人洞察社会政治、体悟人生的结果,它彰显了诗人心灵的嬗变,对后世尤其是宋、明两代文人的人生心态、生活方式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矛盾到和解:白居易的对镜诗

唐之前的诗人较少将自己作为对镜的主体进行抒情,即便偶或为之,在其整体创作里也没有形成一个主题群.至中唐白居易始大量创作对镜诗,不仅数量上远超前人,在内容上更是承载了其深刻的自我认识与不同的人生体验.通过具体分析,横向上,其中基础语词反映出诗人在同类型创作上面的微观差异心理,纵向上亦能深挖发现三个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展现了诗人从自我矛盾到和解的过程.     

中唐社会变化对白居易诗歌美学的影响

中唐玄宗末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使诗歌文学发生了变化。自居 易诗歌从美学理论到美学创作都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变化。     

元和十四年朝廷大事件对白居易忠州诗的影响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到达忠州任刺史,在任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诗歌,其主要特点一是记写政事的作品平和简淡,二是以个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普遍渗透着乐少愁多的诗情。这种情状的出现除个人仕途际遇的原因之外,也与朝廷发生的大事件有很大关系。正是朝廷的大事件与白居易自身的仕宦遭遇共同作用,塑造了白居易忠州时期的诗歌表达形式及情感方向。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论苏轼对白居易咏茶诗的承变

同样经历贬谪、从挫折中寻求超脱之道、追求素朴闲适的生活,苏轼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白、苏二人都爱茶,苏之咏茶诗继承了白诗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色。苏接受白将茶与酒并言比较的写法,认为茶是闲适生活的象征,并改造白种植松树及其他植物的诗作为种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相较白诗,苏之咏茶诗丰富了茶作为文学意象的艺术内涵：突出咏茶诗的动态性,用更细致的语言绘茶,将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紧密化。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