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体宝衣”母题的功能性书写与现代性意蕴——从明清小说、还珠楼主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谱系

由冷兵器时代铠甲装备演进而来的护体宝衣具有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早期的物理功能,表现出护体宝衣的工具性价值;后期的江湖社会文化功能虽受限于科技水平,却保有对他者科技力量的艳羡向往,呈现出由可见、可用向可感性、社会性扩展的趋势。女将护体软甲书写,标明男权社会中女将体能的不被承认,是性别传统观念的工具化外在显现。护体宝衣的材料构成、奇特功能,蕴含武林身份的象征意味,是甲胄护体功能的社会伦理性转化,也是江湖社会秩序建构的功能性扩张想象,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武器改进及科技实用等方面的惰性思维。民国武侠小说中的护体宝衣母题,既继承了传统甲胄的神奇功能,还渗透着现代物理学原理,真实而神秘,增添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魅力,展示出现代技术面前的平等意识。     

武侠小说的文化正生态——兼谈金庸小说

武侠小说在当代社会与未来社会仍将继续存在、发展乃至繁荣,现在不过是金庸所创造的巅峰时代之后的一个相对沉寂时期。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武侠小说的文化生态显示主要是正生态,其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牢固的"侠"情结以及当代大陆宽松的文化语境是前提、根本;"侠"本身的诸多优秀品质与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之间的关系,当代法制文化的暂时性缺陷,以及文化的认同和坚守是现实需要;武侠小说自身发展的良好传统是势之必然。所以,武侠小说的发展乃至繁荣只是时间问题。     

武侠小说的文化负生态——兼谈金庸小说及"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创作

"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负生态,其主要表现是,依然存在的观念偏颇,"侠"文化的负面性,以及文本的自我局限。这极大地影响着武侠小说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武侠小说要继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完成观念的进一步转换,对"侠"文化优秀之处的坚守和对"侠"文化负面性的超越,以及对文本默认的同时进行文本开放。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无语与言说、个体与社区：西方大屠杀研究的辩证——兼论大屠杀研究对亚洲共同体建设的意义

在西方许多国家,大屠杀研究是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政界的重要话题,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多个研究领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汲取这一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利于反思亚洲地区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日本侵华的野蛮罪行及其对于亚洲现实问题的影响,有助于建设和平、和谐的亚洲共同体。本文围绕阿多诺的著名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探讨对于再现的禁令,以及再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并进而探讨与之有关的各种社区/共同体理论,以分析与大屠杀有关的诸多重要话题,既揭示大屠杀研究本身的重要理论意义,也为亚洲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参照。     

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述评——兼谈第二语言教学法对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影响

对外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必然要受到第二语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国外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进行综述,进而阐发第二语言教学法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影响。     

资源优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兼谈西部地区资源优势战略实现模式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优势在于资源,但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使西部资源优势的发挥受到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出路在于资源导向型发展向市场与技术导向型发展转变.     

犯罪行为的化解阻断模式论——兼谈违法成本对犯罪行为之影响

犯罪原因在于社会综合因素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层析出诸社会因素中作为犯罪原因的决定性变量 (包括变量间关系、变量等级等 )。本文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解析犯罪 ,提出犯罪原因的化解阻断模式理论 ,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犯罪主要是缘自社会分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方面无以化解的紧张及其在个体生活中的投射。同时 ,本文将抽象的理论命题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 ,致力于思辨与经验的结合。本文所揭示的犯罪人认识上的违法成本低廉是决定当代中国社会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以及由此所引申的遏制犯罪的关键性措施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兼谈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     

资源税改革方案出台对宁夏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兼谈煤电价格体制改革

我国资源税改革方案和具体实施条例有望2008年出台，资源税改革会对宁夏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资源税入手，重点关注了煤电价格体制改革问题，就资源税改革方案出台对宁夏经济特别是高耗能工业的影响提出了分析和建议。     

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环境治理亦需要全社会合力参与。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本研究辨析了环境问题的多元主体责任,梳理了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探究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的责任话语特点,为增强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号召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构筑“五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工业用地配置制度和政策对空间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兼论中国工业用地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思路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提出,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过程中的根基作用,也对城市工业用地的供应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当前工业用地空间保障中的两种策略,文章通过剖析中国城市工业用地的现状,结合中国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趋势,提出内涵挖潜方式的制造业基本空间保障策略。进一步分析中国工业用地空间配置、闲置土地处置和土地再开发中的制度和相关政策对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发展的影响机理,提出工业用地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思路：深化土地“放管服”改革,重构市场主导的产业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保有产业用地的税收体系,增强税收的土地资源调配能力;推进工业用地产权改革和土地二级市场建设,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WTO体制下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兼谈俄罗斯加入WTO对中国贸易行政诉讼的影响

司法审查制度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WTO协议的大部分内容和规则都是约束和规范成员方的政府行为特别是行政行为的,因此,建立一套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障WTO各项协议和规则的实施,是WTO协议中的一项重要要求。2011年12月16日,WTO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正式批准了俄罗斯加入WTO。中俄两国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也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俄罗斯加入WTO后,不仅会对中俄经贸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再一次对中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由和必然：现代生活的重要范畴——兼谈《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

“自由”和“必然”是哲学领域里的一对重要范畴,揭示的是人的自觉活动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哲学家对其作了研究,但大多只是感性的探讨,没有形成广被认可的理性认识,而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里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了经典的指导。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由”和“必然”之间矛盾凸显,使现代生活中的“人”成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自由”和“必然”也成为现代生活领域里的重要范畴。我们应该在科学技术以及道德和法律的问题上承认、认识并利用、突破“必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     

从“文”到“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转向的关键——兼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人的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注有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从“生态”到“心态”的转变。他的研究从早年偏重“文”,到晚年兼顾“文”和“人”,甚至偏向“人”,力图克服“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他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当下的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学术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潘光旦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形塑作用,而对人适应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能力缺乏自觉的关怀。对此,潘光旦曾在1946年有过委婉提醒。但是,费孝通的正式回应是在1994年。费孝通提出社会学要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并在既有的实证方法之外去寻找新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直觉方法,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及其格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人的科学的一个具体化和深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