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多元化治理的视角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减贫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虽然在政策层面“社会参与”是减贫策略之一,但在操作层面,“社会参与”往往停留于动员热心人士捐款捐物,而未看到它的真正力量源于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减贫创新。基于广州市W慈善会的个案研究,探究多元化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政策含义。提出应当把一颗颗孤立的爱心和一项项零散的行动汇聚成组织化的公民参与力量,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深化官民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NPO和社会资源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可持续生计:一个城市减贫的新范式

城市贫困群体区别于农村贫困人群,具有致贫根源上的结构性、经济上的更脆弱、环境上的高风险、社会中的被排斥、心理上的边缘化等特征。起源于上个世纪末的"可持续生计"概念虽然最初立足于解决农村背景下的生计问题,但是在国外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城市生计分析,也为我国的城市减贫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将可持续生计分析应用于我国城市减贫工作中,需要对其资产要素、作用路径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本土化"的修正,构建适应于我国国情的城市贫困群体生计框架。     

国际减贫视角下的中国扶贫——贫困治理的相关经验

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从1981年到2015年,中国是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国家,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核心叙事。通过回顾中国减贫的历史进程,梳理不同时期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减贫机制,在收入分配格局、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复杂关系中探讨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如何客观地、历史地呈现中国的减贫经验,不仅对总结中国经验十分重要,而且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型及治理政策选择

在对相对贫困内涵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以及中国一些发达省份相对贫困治理经验研究,提出中国2020年后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划定思路。基于相对贫困的多维特性和具体致贫原因,识别出相对贫困群体的四种主要类型：脱贫不稳定群体、临界贫困群体、流动型相对贫困群体及特殊困难群体,进而从以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为主要抓手、以优化帮扶手段和方式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完善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为突破点、以完善专项救助制度为核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城市贫困群体社区救助状况研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职工失业率逐年升高,城镇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其所面临的生活上的苦难越来越艰巨。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缓解贫困压力,但仍然不能全面系统的解决问题。就目前的城镇贫困研究而言,国内外已经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贫困救助是改善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的最直接形式。本文将针对城市贫困群体致贫原因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对有效的救助对策,从而完善社区贫困救助工作。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城市贫困？

对当前城市贫困的认识问题,主要是指对于城市贫困属性的理解问题。如何认识城市贫困的属性,直接影响到扶贫政策的选择。目前关于城市贫困的认识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贫困的绝对性,而对贫困的相对性重视不够;二是过于强调贫困的过渡性,而对贫困的持续性认识不足。     

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探索

2020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消除绝对贫困验收之年。在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之后,农村相对贫困现象将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农村相对贫困主要源于乡村低收入人口占比高、农民社会保障不到位、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不足、乡村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现代化程度不足等原因。消除乡村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在于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一是建立动态与多维的相对贫困识别系统。二是加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三是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乡村基层组织的现代化建设。四是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互联网营销模式、建设城乡区块链等举措,全面建构乡村减贫赋能的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     

以相对贫困来看城市贫困:理念辨析与中国实证

以对贫困的表现、本质和成因进行论述与界定为基础,认为需要以相对贫困来理解城市贫困,使用CFPS 2010-2016数据进行实证,与国内已有研究嫁接,得出中国1989-2016年城市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指数。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率多年来无明显改善,远高于城市绝对贫困率。对此需要以贫困的相对性为治理着力点,以经济政策为拉力、社会政策为托力、社会化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城市贫困。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贫困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城市居民中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本文分析了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建议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贫困的加剧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问题的扩大化。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     

有效遏制城市贫困的政策选择

当前,城市贫困阶层不仅规模扩大、生存状态令人堪忧,而且贫困主体、贫困程度、贫困内容、贫困方向、贫困分布以及贫困意识都出现了多元化乃至加剧的趋势。基于城市贫困的演变趋势及其成因,政府在遏制的政策选择上,就必须把消除贫困视为一种战略,并与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结合起来,把经济扶贫与政治文化扶弱结合起来。在具体措施上,要强化就业支持,建立循环就业网络;推进社保试点改革,建立农民工居住地、属地化并存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量化分配制度,建立扶弱济贫资金正常增长机制。同时,要改造贫困文化,开展政治支持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起全方位的立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使贫困者能从根本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构——基于杭州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实践

杭州要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范例,必须正确认识和治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杭州在运行层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或者效率缺失;对相对贫困的认知不足,现有帮扶方式的范围和水平有限,没有真正解决多维贫困;贫困管理在整体性、层级联动和智慧治理等方面创新力度还不够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全方位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体系和机制：完善顶层制度机制设计,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工作保障体系和机制,理顺和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以打造科学领导的宏观长效机制,形成政府层面统筹和引领效应;把握贫困的多维性,健全和完善以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力建设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专门机构、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和大数据信息库平台,以打造相对贫困治理专业团队和平台。唯有全方位统筹和联动,相对贫困才能有效解决,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

南宋时期,随着市民贫困化现象的不断加剧,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日趋活跃,其救助对象包括贫民、穷民、流民等不同社会群体,求助内容涉及赈饥、救寒、助医、助葬等诸多方面,救助方式包括有偿赈济、无偿赈济、集中收养等.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社会救助开始突破原来的荒政模式,由临时性的灾荒救助转向日常性的生活救助,而且城市越来越成为官方救助的重点.但此期江淅城市的贫困救助是很完备和不稳定的,许多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共同富裕进程中我国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需要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年人口作为社会中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相对贫困问题有着更为突出的特点。老年相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差异性、多维性和长期性。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与未富先老并存发展、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存在困难、老年相对贫困脆弱性较高、老年相对贫困区域发展不平衡、老年相对贫困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多重挑战。因此,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建立健全社会财富储备机制、贫困识别机制、综合治理机制、政策衔接机制等等。     

建党百年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启示

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经历了战争时期的"均分式"贫困治理、建国后的"合作式"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式"扶贫开发及新时期的"靶向式"精准扶贫四个发展阶段,蕴含着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的嬗变逻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情感治理方式,以高质量发展寻求获得感;完善情感评价体系,建立提升获得感的长效机制;啮合民众内生动力与外部助推力量.当前,要积极构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具有主动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后扶贫攻坚时代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