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深邃的理论思考与现实需要所做出的科学论断,是对我们党80多年来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三个代表”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直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又融入了我们党对这一基本理论的当代理解。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防治“非典”中的民俗事象给我们的启示

俗信是被大众广泛认可并参与的民间信仰,就其本质来说属于“生活经验的累积”。但是其中有些经验是科学的,有些经验则是非科学的。其表现,在民俗学上称为“俗信事象”。随着科学的发展,俗信中那些不科学的东西,必然地被淘汰,从而被科学的“生活常识”所代替。结合防治非典,对相关民间俗信事象进行研究,是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连云港“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连云港的“非遗”种类众多,数量丰富,是连云港区域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结晶,也是连云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港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做好港城“非遗”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是当前面临的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四川藏区两个特殊年节的比较研究——对新龙“十三”节和丹巴“香古”年的调查分析

［摘要］四川新龙县的“十三”节与丹巴县的“香古”年不同于藏区通行的藏历年，是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年节。从两个村落节俗的实地调查发现：两个地方性年节因两个地域的、历史的和民族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而自成体系，但是，两地节俗又具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两个年节皆源于古老的祭祀祈福习俗，至今节日的宗教性和原生性特点仍很突出；年节祭祀中都保留了许多早期宗教的文化内容；欢庆娱乐活动丰富。“十三”节与“香古”年反映了两地藏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俗文学”概念二题

厘清“俗文学”的概念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学术界一直强调“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别,其实“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今天所谓“民间文学”的概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的。“俗文学”不同于“俗文化”,它应该是“俗”与“文学”的紧密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模式解读

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三个面向”与“三个属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坚持文化发展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而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则是培育“四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论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国家”话语问题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左翼文学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东北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观下,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特殊的民族心理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家破人亡的惨状,东北作家群体裹挟着家仇国恨的激愤,他们富有情绪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鲜明的国家意识,稍显稚嫩但却深切而真实,形成一种"国家话语"的另类书写模式。正是这种"另类"模式吹响了国家话语书写的时代号角,不仅对同时期左翼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自身也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文”与“野”——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审美心理比较

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同为宁波地区历史悠久的曲艺曲种,由于其观众、演员、剧作者的不同,体现了他们"文"与"野"的不同审美心理。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对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所诞生的自然人文环境,创作、表演、欣赏环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并结合当代大众的审美心理,解读其历史发展规律和生存现状。     

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

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必须大力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 ;必须进行文化创新。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求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努力实施精品工程。走品牌特色之路。     

喧哗与失语——“吃瓜群众”背后的当代青年话语权困境

网络流行语“吃瓜群众”的风靡反映出当下青年群体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热点的强烈关注,也折射出当前网络公共空间的某些现实。梳理该词的历史起源、语义演变可以发现,“吃瓜群众”一词具有多维度的文化意蕴。青年群体通过使用“吃瓜群众”等网络流行语,将群体情绪合理地放置于一个“修辞面具”的保护下,宣泄自身对于未能获取足够话语权的不满。“吃瓜群众”看似消极、负面的词义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当代青年群体对于当下话语权困境的潜在焦虑。     

“小沈阳现象”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内涵及逻辑脉络

"小沈阳现象"是一个典型的生发于中国本土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个案。它蕴含着中国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自身的逻辑脉络:明星制造,效益为本;娱乐至上,快乐原则。受众研究表明,小沈阳受到热捧,因为其梦想与行动折射出当代青年的亚文化心理状态。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新文科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科的滥觞所在,为新文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从精神内核看,新文科建设从时代、主题和策略三个方面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两者皆怀“国之大者”,都以应变求新为目标、以思想文化为焦点、以高等教育为阵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族振兴、实现现代化和学科完型三大历史未竟之业,新文科建设应从被动跟跑转向主动引领,从本土传统迈向国际现实,从精英科学走向大众知识,切实回应“家-国”与“体-用”、“中-西”与“古-今”、“科-玄”与“雅-俗”等重要命题。在打造和谐的、民族的、时代的、世界的新文科过程中,掀起一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激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文明更新。     

《人民诗歌》与建国初期诗刊“人民话语”的建构

《人民诗歌》是1950至1951年间中国南方最有影响的诗刊,刊物的“把关人”和诗歌工作者通过“人民话语”空间构筑、话语体系的创制和话语资源的创化整合,有序稳步地构建了诗刊的“人民话语”系统,为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文学传播语境里创办诗刊累积了较为丰富的办刊经验,体现了建国初期“新的人民的诗歌”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诗刊编辑们搭建当代诗歌“人民话语”的传播平台,融入与引领当代诗歌潮流的精诚探索和不竭努力。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两个结合”是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高度,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考与宽广的历史视野,蕴含着厚重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当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启航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推进“两个结合”,必须从四个方面发力：加强理论武装,锻造学习型政党;发扬主动精神,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增强文化自信,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华章。     

论戏曲中游戏与娱乐的关系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戏曲起源于游戏。然而 ,对戏曲中游戏的性质、游戏与娱乐之间的关系 ,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游戏是人的本质之一 ,人游戏是为了娱乐。戏曲是从上古“戏礼”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审美游戏形式。在戏曲中 ,游戏与娱乐共在 ,游戏为“戏之事” ,娱乐为“戏之意”。娱乐既是戏曲的功能 ,又是戏曲的目的 ,因而 ,“戏乐”是戏曲的本质。戏曲要摆脱当代所面临的困境 ,根本的出路是在学理上真正认识戏曲的“戏乐”本质 ,重新摆正其大众性的俗文化定位     

中国文化中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变迁

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最能反映出某种文化的深层底蕴。在五千余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确立的“命”与“业”相结合的体验与解释模式,既反映出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及其终极关怀之所在,也是其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民族精神特质之所在。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传统的生命体验与解释模式也面临着转化的诸种问题,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     

“和”之源与“和同之辨”

中国古代的“和”文化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声音之和”、“饮食之和”、“嘉禾之和”等日常经验事物的感知,然后通过在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构建礼义之和而进入“和”的本质视域,最后在“和同之辨”中获得对“和”的本体升华和人本把握。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从源头上探寻“和”的产生以及“和同之辨”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现代的阐释,乃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人自我的本土化心理研究——“忍”的和谐思想

“忍”作为中国本土心理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发展,尤其是以传统文化的“忍”为基础的心理思想,则成为中国人自我的核心要素。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忍”的思想,对于理解中国人和谐心理现和指导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