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在风险社会中看真理与意义

在实证科学的视野中,“真理”与“意义”也经常被还原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而进行讨论。不过,当我们使用真理与意义的概念时,是在认识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去思考的;在使用事实与价值的概念时,所考虑的则是实践上的安排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几乎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真理与意义的意见交锋,而事实与价值方面的考量更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实,认识真理与把捉意义的过程是应当放在不同的框架中的,认识真理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把捉意义则应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更多的是通过“领会”“体验”把握意义。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真理会遭遇可能性的问题,而把捉意义则是现实的,而且在无法获得真理而又必须行动的情况下,也只有依据意义去开展行动。     

在风险社会中看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

科学认识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但其生产出来的只是理性知识。其实,人类的知识具有多样性,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对其他知识的排斥。不仅如此,理性知识也获得了实践上的话语权,要求实践中的所有行动方案都基于理性知识而做出设计。这样做,在工业社会中是成功的,但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却应改弦易辙。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应当承认各种类型的知识存在上的合理性,倡导知识的包容性品质,特别是对于经验知识,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及时响应的行动,不仅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受到了时间限制,即表现为即时行动,需要得到经验知识的支持。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行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日益涉入风险社会。应当说,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风险,甚至在某些时期出现过危机事件集中爆发的状况,但那些都不足以构成风险社会,而只有当今人类所处的社会可以被命名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遭遇的所有风险都是社会风险(尽管有些风险被认为来源于自然界);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不是个人,而是人的共生共在;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遇。社会重建任务是身处风险社会中的人类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人类只有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开展积极的合作行动,才能在人的共生共在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获得自我生存的保障。而既往历史中生成的许多观念及信条,只要与风险社会的现实相冲突的,就都应当抛弃。     

刑事责任年龄上限问题初探

长期以来,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是一种确凿无疑的认识,即:刑事责任年龄就是指刑法规定的自然人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最低年龄。[1]换言之,潜意识里,人们普遍认为对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动的年幼者实行刑事责任的减免是符合一种无须验证的先验性公理的作法,是天经地义的,而早早地将年老者刑事责任的减免问题排除在了思维领域之外,并进而以刑事法律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不容置疑的认识予以确认。刑事责任年龄就是指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而不包括最高年龄。这就是人们的普遍认识。殊不知,年老者作为与年…     

风险社会对参与决策的拷问

在工业社会中,决策使“凡事预则立”真正落到了实处,人类亘古就有的为行动事先谋划的追求得到了决策的充分诠释。在20世纪中,随着管理学的出现和人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它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既有的决策方式还能不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参与决策以及协商民主决策是否可行,就是一个不得不加以研究的问题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行动和决策所面对的是偶发事件,而且回应时间非常紧迫,决定了模式化、程序化的参与决策都必然存在着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替代性的决策方式。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方式是一种“感应性决策”,是基于对风险、危机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因素的直接感应而做出决策的方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     

论法的主体性及历史发展

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普遍现象,是人类维持自身与外部世界内在同一的最基本的社会机制。因此,法既体现着人的受动性,反映了外部世界及其规律对人的行为的外在强制性,又体现着人的能动性,即人的行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性和自主性。强调法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充分揭示人的意志、理性、能力在法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就是要防止把法简单理解为社会经济条件单一规定的片面倾向,恢复法是人类理性自我规定的一般特性。     

弗兰肯斯坦难题：解锁技术权力的自主性及其控制困境

随着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日益陷入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之中,技术失控作为技术风险的“灰犀牛”正在向我们走来。究其根本,技术控制的弗兰肯斯坦难题是由技术自主性与人的主体性丧失而形成的一种“责任困境”,表现为技术自主性凌驾于人和社会自主性之上的“倒置”关系。因此,重建和维持“技术可控”的社会秩序,还需回到“负责任”的伦理维度,从技术创新及其社会化应用的实践中寻找。     

社会动员视角下的行动意义生产与核心价值观培育

个体行动建构的关键不仅在于行动者对自身行动意义的主观赋予,而且在于外在社会规范的价值引导。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动员,其关键在于通过积极介入个体对自身行动意义的生产,为人们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正当的根据,以育化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重建个体对行动意义的认识的重点在于:在行动意欲上,引导社会成员反思和重建主观世界,将其思想导引至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上来;在行动动机上,引导社会成员超越实用主义倾向,提升实践智慧,实现其行动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在行动规约上,实现政治权威和理性权威的结合运用,以警示激励和宣传教育促成社会成员的思想自觉和实践养成。     

现代人的发展风险及其预防

人的发展风险的生成,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快速多变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社会.不断制造、生产与分配风险,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风险生成的重要根源.现代社会,人的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发展对风险把握和预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对康德道德法则"人性公式"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文章尝试对康德道德法则"人性公式"的有关研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作一些清理和辨析,对克里斯汀·考斯佳、艾伦·伍德等国际权威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商榷,并试图揭示康德某些独特的理路与运思方式.在康德哲学中,人格中的人性是纯粹实践理性,也就是人通过法则先天规定意志、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在根本上,人首先应当做的是出于对已有的绝对价值--它体现在每个人的人性--的尊重而行动,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有待实现的价值而行动,而后者要以前者为限制性条件.把人格中的人性看作目的是指以这种人性为一切经验目的设立的最高依据;康德不否定人应该出于某种目的而行动,也不否定行为应具有某种经验性目的.     

论主体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的观点放在首位,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基础。实践的主体是人,承认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的认识不能仅从客体方面来理解,更主要的是,应当从主体方面来理解。从认识史上看,即离不开人的自我意识,人必须把自我与他物区别开来,意识到自己是意识者,人从自身那里把自然界划分开来,才有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认识不仅指向外部世界,而且指向人类自身。人是通过劳动自我诞生的,社会性是人的能动的本质属性,假如没有人的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规定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要做到实践过程的主客体的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     

嵌入性与中国社会的伦理场域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界定与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与界定既是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又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现代深深地嵌入在传统之中,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和支配。伦理场域是中国人开展社会行动的依托,行动者在伦理场域中占有位置、施展策略、获取资源。因此,伦理场域是理解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     

科学认识中的功利思想

恩格斯说过:"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而人的任何目的,又都意在获得一定的功或利,以期满足人的一定需要.这种通过自己的活动获得一定的功或利的意图和思想,不仅是人们进行活动的目的的真实内容和本质,也是激励和支配人们活动的能动因素和真实动机.在科学认识中,它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存在于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中.因此,探索科学认识中的功利思想,也是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涉及到心理和文化的领域,按照对人的约束方式的不同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实际上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从心理发生角度看,实际上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是信任缺失的结果.内在制度是外在制度的心理基础,并且为外在制度提供支持系统和动力系统.外在制度是文化的表层,内在制度是文化的深层,落后国家对于先进国家的制度先进性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这种认识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罪业的背负与救赎——读阿甘本的《业》

阿甘本的《业》一书在伦理学层面延续他以往的生命政治议题,批判性地考察了行动何以归责于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并使他有过错的问题。在阿甘本看来,法律通过制裁使人原本无辜的行动变得有过错,这也是法律得以建立的前提。自由意愿的发明使得过错内在化——它连接了行动与主体,并将行动的责任归给主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将人界定为通过作为手段的行动追求作为目的善的主体,这使得善被分裂到主体之外,由此行动被外在规范捕获,责任主体得以建立。要使人从罪业中获得救赎,就必须切断行动与目的的连接,使行动成为作为纯粹手段的姿态,从而破除虚构的责任主体。     

“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方法论启示

1、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把自己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目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仍然主要停留在从社会实践性这种角度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这种规定当然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应当而且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实际的贯彻,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体系建构中得到充分而具体的体现。     

论古尔德对马克思社会本体论的阐释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构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著名学者古尔德不但用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的辩证法激活了马克思“三形态”学说，而且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来激活“现实的人”的实在性，进而构建出一种以对象化活动为基底的社会本体论，并以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对这种社会本体论进行了阐释，从而将与之相关的自由问题推进到自我实现的高度。但是，古尔德由于过于强调对象化活动在生成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性，使她的构建陷入了功能主义，没有实现黑格尔式的关系论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实体论的真正融合。为此，我们试图以社会定在取代对象化活动，以此融合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构建一种契合马克思思想的本体论。此种社会本体论给出的社会关系理论不但强调主体在历史中不断扬弃和运动，而且肯定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所有制问题，为马克思社会本体论的建构提供一种整体性的建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