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基层服务政策对在校大学生的激励效果及提升对策

为了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弥补基层人才紧缺的现状,提升基层服务政策对在校大学生的激励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基层服务政策进行汇总形成李克特量表,并通过此吸引力程度量表来衡量政策激励效果。研究发现:拥有不同政治面貌和农村生活经历的在校大学生在政策吸引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政策了解程度变量、政策主体支持力度相关变量以及基层服务项目兴趣程度均与政策吸引力存在显著相关性。基于此,从政府和高校主体出发,对提升政策激励效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政策激励与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实现创新质量赶超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期间37个制造业数据，考察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政策激励和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激励和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所有权性质异质性，在国有行业中，国有属性抑制的存在使政策激励和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失效；在非国有行业中，政策激励对技术创新质量产生负向的被动实施效果，但是政府主动筛选机制能够中和政策对技术创新质量的负向激励；金融对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始终存在正向支持作用。要实现创新质量弯道超车，离不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效合作。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外资进入水平及宏观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转型国家银行部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和金融开放过程中银行部门外资进入水平及其宏观决定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从数量和规模角度分析了外资在转型国家银行部门不同进入水平的决定因素,然后对外资银行进入问题进行了理论和文献研究,包括一般意义上外资银行进入的动机理论和进入模式以及针对转型国家的专门研究.通过构建相应的排序选择模型(OCM)对转型国家外资银行进入水平及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后,本文指出: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外资流入银行部门,而GDP增长率、收入水平、对外资开放度等因素对外资银行进入水平的影响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显示出不同的效应.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影响生育的国外家庭政策分析

利用联合国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相关部门的官网信息．就低生育水平对不同国家家庭政策的影响以及有关国家对生育水平具有隐性或显性作用的家庭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是有关国家态度转变的依据,态度的转变也带来了政策上的相应变化。三个国家的家庭政策具有明显的增强家庭养育子女经济实力、提升家庭照料子女能力以及促进家庭自身良性发展的作用。     

制造业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评述

对制造业工艺创新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及基于相关因素建立的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发展现状、不足和趋势进行分析。工艺创新的相关因素涉及技术、供给、需求、产业组织和宏观经济5个方面，基于不同相关因素建立了3种工艺创新动力模式，分别从系统性和方法论方面分析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针对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工作现状，指出未来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工作的发展方向及领域。认为，动态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是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应该具备的重要特性。研究结果表明: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研究方法仍然采用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是基于经验的归纳总结。     

中国双市场体系理论探讨——对双市场体系下的低消费率与最终消费的模型分析

在明确我国生产、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的基础上,证明了中国双市场体系的存在。依据双市场和多市场体系形成机理,认为双市场与多市场共存体系可以在根本上影响与制约我国生产、分配与消费。只有在结构分析条件下,透过生产、分配、消费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才能够更好说明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状况及所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对市场体系正确的判别是国家分析经济运行情况与准确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监管研究

随着国家对于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提升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质量,加强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建构了普惠性幼儿园、政府和入园幼儿家庭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仿真分析,解析各参与主体的动态演化过程及相关变量因素对演化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监管中,演化系统最终会实现(政府积极监管、普惠性幼儿园自律、入园幼儿家庭监督)均衡状态,多个外部变量的共同作用决定着三方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发挥着显著的主导作用,普惠性幼儿园和入园幼儿家庭的策略选择明显受到政府影响,入园幼儿家庭监督对普惠性幼儿园的策略选择存在明显的间接影响。之后从提升政府的监管效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与惩罚机制、重视入园幼儿家庭的监督等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理解创新政策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国际竞争日益加剧 ,社会各界对国家创新系统、政府创新政策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但是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创新政策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创新政策的概念界定、作用领域、作用变量的分析 ,在一定层面上揭示创新政策的基本内涵     

家庭收入的城乡异质分析——基于半参数可加分位数回归模型

研究通过收入水平与城乡两个维度,建立半参数可加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变量与一般特征变量对我国城乡家庭收入的作用方式及程度.结果表明:家庭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区位因素、健康情况、受教育水平以及工作经验等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且它们的影响效应在城乡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城乡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中,存在男女工作机会、工作种类、医疗养老福利不平等以及城乡产业结构失衡等情况,对进一步解决城乡二元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 多案例比较研究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后发现，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但它们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并不一致。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转变企业经营模式上制定有效的管制政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基于微观财务视角

政策激励对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激励作用,然而政策如何持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企业财务视角,使用修正的无形资产增量,从原值和账面价值两个维度测度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和异质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能够长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创新产出。上述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持续的积极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经济效应、政策效应、人才效应和竞争效应,且企业产权性质和资质认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相较之下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微观财务视角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持续创新的评估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来探讨财税政策优化问题，以江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了省份比较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给予江苏企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越多，江苏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即财税政策能激励江苏企业扩大研发投入，该结果在控制创新投入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与北京、上海和广东相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稍小；与其他省份企业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财政补贴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大，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要提高财税政策的效果，需要进行精准的政策设计，且各省份或地区也要根据当地企业的特点及营商环境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思考

内需不足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中国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 ,但效果不佳。宏观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操作中存在的不足是宏观经济政策未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与影响因素:争议及未来研究重点

证监会201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我国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对高管授予股权的激励效果如何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议。鉴于此,笔者在详细梳理高管股权激励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学者们关于高管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融资成本、投资方向等企业经营状况,以及如何影响高管离职率、财务舞弊行为及抵制企业被接管等高管特殊行为的争议观点进行深入对比,并探寻国内研究下一步的拓展方向：探究股权激励对高管动机更深层影响,尽可能解决股权激励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理清并比较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以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更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