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过程趋势、风险与对策分析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仍处在低惯性增长阶段,但人口少子老龄化已开始明显加速。通过描述和分析1953—2050年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过程和趋势可见,未来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阶段性特征显著、少子老龄化态势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机遇并存;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少子老龄化速度和程度不亚于高度发达的日本,且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差距;相比追赶目标的美国和竞争对手的印度,中国人口形势更为严峻。文章从人口学自身发展角度出发,以树立应对老龄化的现代理念为基础,提出了"无中生有"与"有中生有"的对策建议。     

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面临的挑战及策略研究

健康作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中国应对人口高速老龄化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国实现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的现实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应以生命历程视角考察与健康相关的“保障”和“参与”因素,基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素养水平较低、患慢性病比例高、社会参与能力不足与精神健康问题容易被忽视,以及家庭照护支持政策相对匮乏、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医疗保障统筹能力与预防性医疗服务水平不高等现实条件,“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应全方位提供健康教育,以高健康素养水平促进“主动健康”;协调区域卫生资源配置,增进健康公平;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力量,健全医疗康复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促进,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     

老龄化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社会依法共治

当前,老龄化日益成为社会关注重大问题,对待老龄化及其进程十分需要改变原有被动因应为现代化主动治理。本文提出老龄化治理现代化在于全新思考"积极应对老龄化"最优方略,老龄化治理现代化重在政府、市场、社会"同向发力",依法共治。这一治理观念的创新,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单一的或家庭、或政府的原始养老做法,是新发展形态中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同应对老龄化各项事务的统筹治理,进而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内容。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国际经验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社会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将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确定为战略目标,将改善和促进老年人健康、推动和实现老年人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保障和增进老年人福祉确定为战略重点,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法律制度,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战略成果,对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代际和谐,提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国家人口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加强老年人“健康”“参与”和“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创制,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地落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农村老龄化的西方探索及中国方案——基于研究、实践与政策的三维分析

农村老龄化,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福祉,事关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稳固。西方国家通常将农村老龄化视为社会问题,这种基本定位既是相关领域勃兴的原动力,却也是领域逐渐固化的根源。在人口统计学、生态环境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的解释范畴下,农村老龄化分别演化出针对老年人口、农村空间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三类研究框架。西方农村老龄化围绕健康服务、关系模式、终身学习和老年参与呈现出明显的议题边界,并推动理论框架的修正。从社会问题转向社会治理,展现了西方农村老龄化政策探索路径,表现出治理层级多元化、治理单元实体化和治理规制工具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农村老龄化理论与实践既有来自西方的借鉴,亦有乡村本土的摸索。在乡村振兴与积极老龄化双重国家战略的共举下,以研究—实践—政策的三维分析构建出一套中国方案,可为全球农村老龄化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浅谈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正在加剧,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本情况,其次对低龄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构成作出了整体和分城乡、分性别的探讨,然后分析了我国城镇与农村低龄老年人口的工作意愿,最后提出尽早制定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建议。     

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的大趋势与新形势——基于“七普”数据再认识

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变化,延伸人口发展规律的轨迹。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的基本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惯性显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日渐明显,均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然而,"七普"数据展现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超低生育率水平引发人口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流动迁徙安全问题,区域人口流失造成人口负增长与区域发展矛盾尖锐,家庭功能整体弱化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新生事物,要理性认识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辩证分析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利弊,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五个认识误区

目前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五个认识误区：误信一种非普适和欠科学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误把中国人口老龄化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并加以责难;误判中国人口未富先老;误视老龄人口为社会的负担;误谋通过全面放开生育和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实行计划生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利益。任何国家的人口富裕和老龄化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断言目前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只要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每一代人都可以依靠本代在就业期间所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来养老,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切不可行。     

我国的积极老龄化策略：认知转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以规模巨大与进程快速为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近百年内将要持续面对的人口新常态。积极老龄化策略是应对这一人口新国情的优选方案,需要从认识面、事实面与实践面出发,厘清我国积极老龄化在理念、内容、价值、主体与模式上的认知转向,研判当前及未来老龄化社会面对的人口形势、保障压力、文化冲突、个人发展等现实挑战,有针对性地从优化多面向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完善保障养老体系、重塑社会爱老文化以及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素养五个面向提出策略措施。我国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中美人口变迁及对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

中美两国分别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文章基于面向未来的人口动态结构观，利用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数据，对比未来几十年中美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趋势，并分析这种人口变迁对未来两国国家实力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中美两国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美国相比，未来持续低生育水平将会使中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还会迎来人口结构迅速少子老龄化的局面，这将对我国硬软实力产生负面影响；而未来美国人口面临的问题可能在于其内部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多元化，庞大的移民群体一方面为美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会对其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较大的挑战，族裔、宗教和文化等人口结构冲突、人口替代在所难免。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人口建设”，并将其纳入百年发展战略之中。     

我国老龄化趋势中的焦点问题分析——以辽宁省为典型的探讨

积极应对老龄化,十分需要正确把握老龄化的发展过程和焦点问题,同时全面把握老龄化趋势,科学分析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当前,我国老龄化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动向和新的内容,这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新的影响,并且也对社会公平、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应对问题。而辽宁省作为东北中心省份,其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基本问题,必然会对整个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认真研究并加以稳妥、扎实应对,有益于东北的社会经济振兴发展,关乎全社会重大民生。     

中国式现代化与老龄社会文明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正视庞大老龄人口来袭、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老龄社会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走好中国特色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道路，建立起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文明，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追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深化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中国方略，不仅体现在多层次、全覆盖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上，还应从社会与文化建设高度，大力弘扬保障老年人生活权益、体现老年人价值的全龄友好、全员幸福的社会风尚，在“共同富裕”的轨道上推动养老服务、老龄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建构让全体老年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龄文明”，为现代化国家中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赋予新的内容。     

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主观意愿、现实条件与实践样态

理解中国农村老龄化问题不仅要关注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还应注重分析农村基本养老秩序及其运行实态。当前，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是代际关系和家庭发展逻辑、村庄经济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积极肯定农村老年人的自养效应，并不是解构农村养老问题，更不是认为农村老年人应当长期停留在自养状态，而是要反思新时期应对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基本路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老年人自养依然是农村养老的基本秩序。国家养老资源投入应着力提升老年人的自养能力及水平，防止资源配置错位和偏差。     

老龄化社会视阈中的孝文化传播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未富先老的社会中如何应对老龄化及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基于老龄化社会的视阈,孝文化的传播对个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对家庭和睦及社会关系的和谐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关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孝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加强孝文化传播应充分挖掘孝文化的内核,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应加强孝文化的宣传和灌输,新闻媒体要发挥宣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     

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动力理论探讨

人口负增长,既是世界性现象,也是人口现代化的具体表征。作为全球人口发展史上形成机制最复杂、影响面向最为广泛、经济社会后果最有风险意涵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规模巨大而又独具深刻性的人口变动格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人口国情,该颠覆性人口变革势必挑战现代化的既有动力体系,重塑世界现代化新格局。西方现代化动力学说忽视了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与国家治理等领域也存在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多重悖论。各国实践表明,国家关于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立场、价值品格与发展历程,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创新动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与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效应不再是西方国家建设逻辑上的竞逐富强,而是勾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自觉型人口现代化的新图景。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体系,即以人口负增长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任务、探寻中国式风险与新安全格局,并且创新与释放中国式现代化红利,既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也将为21世纪全球人口负增长的持续繁荣贡献中国动力。     

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目前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面临着未富、少子、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如何解决老年人长期护理的经费问题,使老年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当前社会各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通过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障需求和我国目前解决措施的分析,在把握解决我国长期护理保障问题的关键,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为补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出对策和建议。     

对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再使用问题的思考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逐年加快,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在"未富先老"的紧迫现实面前,低龄老年人(60—70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人力资源,但目前对其开发和使用却严重不足,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个体更好地适应老年生活的需求,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必须直面及主动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政策上予以干预,在法律上予以规范,在观念上加以引导,推动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的再次开发使用,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探索有益的经验。     

老龄社会与公共政策转变

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与实施都将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人口老龄化,以期为推动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应首先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推进公共政策转变的首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就个体的微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将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并致力于创造出支助性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就群体的中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增强能动性,使老龄化问题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国家的宏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在老龄化前提下继续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农村留守老人的“公共性”问题与“自养化” 生存研究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在人口结构上的反映.学界普遍认为,农村留守老人的产生是城市化与老龄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群体面临着“老无所依”、“老无所乐”的问题.应该讲,留守老人问题是社会转型代价向农村转移的公共性问题.但是,因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双重“失灵”,老人们长期处于“自养”状态.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单因素分析走向“综合分析”,并引入了政府责任和社会支持等理论.但是,仅仅将留守老人当成需要被关注的“包袱”是不够的.“留守老人”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本身也具有参与社会网络的需求.只有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其“积极老龄化”的生活.因而,有必要引入社会整合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继续研究.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苏州老年教育的供需现状与发展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国家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与发展定位，凸显了老龄社会治理的时代意义。在此背景下，老年教育的发展是践行积极老龄观，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提升老年人口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描摹苏州地区老年教育的供给与需求现状，阐述老年教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提出发展策略，以期合理优化老年教育供给，激发老年人继续教育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国家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