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政府姿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发现

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和扩展回归模型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差异化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和定居可能性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而乡土社会网络和外地社会网络建立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内嵌于本地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强。文章聚焦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社会关系根源,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关联,研究结果对完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空间分隔,家庭成员居住生活在不同地域,其家庭结构不同于通常家庭的结构。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划分、迁移人员及其序次的分析,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界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带眷系数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因素、流动居住因素、在居住地的收入消费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带眷系数的影响,总结得出促进和阻碍流动人口合理流动的一些主要因素。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居何地：落户门槛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4-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考察了不同城市在户籍改革背景下出台的差异化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实际落户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落户当地的意愿,城市落户门槛每上升一个标准差,流动人口的实际落户意愿降低4个百分点,这一影响效应约占愿意在流入地落户流动人口比例的10%,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证明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显示,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迁移机会成本较低的群组受到较高落户门槛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落户门槛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文章根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使得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普遍增强个体留城意愿的同时,以大学专科学历为界限,高学历者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居留意愿.收入水平的增加显著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居留意愿,以6000元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在追加了住房支出变量后,发现伴随着住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同时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表现出抑制作用.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 ,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 ,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和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和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在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外的更广泛领域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问题。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城市公共资源对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

儿童随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和家庭发展的核心环节,易受到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的影响.因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公共资源和服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可及性仍存在或高或低的壁垒,因此,探究流入地城市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状况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决策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实现过程及政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个人数据的基础上匹配同年全国各地市医疗和教育资源数据,并构建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流入地城市的公共资源数量与可及性对儿童随迁决策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随迁决策倚重于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源;而户籍制度壁垒会显著降低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的拉动作用.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文章在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实证分析"双重迁移"中各类因素对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分析表明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提高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在提高女性农民工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用2005年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发现经济收入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较明显的影响.最显著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城市社会融合几个因素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