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20世纪末的诗学论争综述

关于“论争”近来，诗坛引发的所谓‘氓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种不同立场、观点的诗学论争愈演愈烈，并在诗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坦诚相见，以此加强诗歌界的团结，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繁荣，《诗探索》编辑部与《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于1999年11月12日至14日联合主办了’99中国龙脉诗会。这是继1998和1999两个春季诗会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又一次诗坛盛会，40余位重要诗人、诗歌评论家就当前诗学论争及相关的创作、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与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立场、观点的论争与对话，是…     

“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朱湘诗歌论

1 有人说新诗是“泊来品”,这话并不确切。固然,产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诗人们从西方借鉴,不但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生活感受、意境、情绪等,也引起过“五四”以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共鸣,触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甚至被明显地“引进”到中国诗歌作品中来。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外来因素,中国诗歌随着时代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内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浅论五四时期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传播

1912年到1913年,泰戈尔的欧美之旅以及1913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使得他把独特的东方文化带给世界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名世界诗人。1924年,泰戈尔应邀来中国讲学,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泰戈尔热＂的现象。这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从诗歌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泰戈尔诗歌在五四时期的传播以及由此在中国新诗上产生的深远意义。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

在现代新诗历史并不悠久成就却很辉煌的３０年间,出现了众多诗学取向,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新诗的“大众化”。正是对“大众化”的自觉追求或适应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现代诗人对民歌民谣表现出了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兴趣。于是,歌谣化不仅成为我国现代新诗中具有普遍性和最值得重视的创作趋向之一,而且集中表现出三次大的诗歌潮流:第一次是“五四”时期,以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第二次是在３０年代前期,以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左翼革命诗歌为代表;第三次是从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的抗战胜利前后,主要体现在晋察冀诗派的创作中…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新旧之争中的诗歌立场——陈三立的诗歌新旧观论

近代新旧之争中,陈三立在政治、文化、诗歌上都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于传统,有着强烈的依恋感,强调变动中的历史延续性和渐进性.不过他也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而是表现出近代理性区分意识.这一立场落实于诗歌上,他对新诗的崛起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新诗的意图.相反,在新诗与旧诗的结合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对新文学革命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冯至诗歌初探

在五四以来的新诗史上,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至今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建国以后出版的文学史,也很少提及他的诗作,近几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触及到很多以前未引起重视的作家作品,但研究冯至诗歌的文章,还很少见。实际上,冯至的诗作,具有深刻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都不乏佳章妙什。在中国新诗史上应当给诗人及其诗歌以应有的地位。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抗战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晋察冀诗歌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促动下,由五四白话新诗延伸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又一次发生转型,诗人们从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广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晋察冀诗歌是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下的一道特殊的文艺风景,从诗歌审美形态的独特性、诗歌样式的灵活性,以及诗学理论的自觉,都能见出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追求。     

美国意象主义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

意象主义诗歌既具有东方诗歌的特征,也有着西方诗歌所特有的魅力,一直影响着欧美的诗歌创作。随着意象主义诗歌的发展,对中国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述了美国意象主义对中国五四时期诗歌的影响,指出在中国五四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倾向,现代主义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中国诗人冲破了封建主义文学思想的束缚,在创作中接受了意象主义创作思想。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于美国意象主义的接受更加深入,对后来的中国朦胧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新世纪诗歌书写与传统之关系

中国新诗自发生以来,与古典诗歌传统的纠缠就没有中断过,至今也未有明晰的结论。新世纪之交,有的诗人在写作转型中,重新意识到传统的价值,他们开始向其寻求资源,以通过革新和改造传统,来寻找诗歌写作的新方向。诗人们在对接传统的过程中,发现境界也是现代诗歌诗意生成的重要标准,而境界的生成,又关联到诗人在继承传统时对历史感的认知,这几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对现代诗歌与传统之关系的呼应。     

系统性的研究与开拓性的探索──《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评介

伴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五四时期的中国诗坛，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了西方艺术的馈赠，孕育出与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并存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以二十年代象征派诗歌的诞生为起点，经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探索，至四十年代九叶诗派的全方位开拓，形成了一个包括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在内的相对完备的系统。然而，直到今天，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视为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并进而进行整体的系统性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尤其是注重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的联系、影响的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探析

语言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写作的一个症结。这一话题对于文化转型、纯文学普遍失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生存与发展尤显重要。在相继梳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几方面内容之后,从世纪之交诗坛关于传统、语言资源等论争角度,涉及21世纪初诗歌的语言问题,不仅贯通了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完成了历史的延伸和自身的反思。     

"文口融合":周作人的"新诗情结"所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写过新诗,研究过新诗,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的作家,他们在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与发展,形成了所谓新诗情结,而这些情结往往又集中于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诗歌语言变革。周作人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本文着重考察周作人的诗歌文学活动,论析他的以文口融合为中心的诗歌语言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试图从中透视他的探索对于破解新诗艺术发展难题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