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本文在评述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不同作用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转型经济中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作用的 4个理论假设 ,即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机制共存假设和体制洞假设。文章运用对天津 1 999年就业过程所做调查获取的资料检验了上述假设 ,第一次对人情和信息两种关系资源进行了测量 ,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网络在 3种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不同形式。作者的结论是 :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由亲属和朋友两类强关系构成 ,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 ,以传递信息为辅。这些作用在转型经济时代尤为突出。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本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和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努力”与“拼爹”影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研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青年人口的职业流动与社会动员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与职业流动相结合的青年人口流动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青年人口的流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特征。本文认为,社会动员作为一种组合协调机制,可以在个体理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为探求青年人口职业流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平衡点发挥积极作用。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

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并非必然.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反贫困工作具有深刻意义.     

社会发展与代际公平

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原理论及可持续发展政策,从可持续发展政策论及代际伦理与代际公平,力图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叙述和规范叙述是密不可分的,企图割裂二者关系的“休谟的铡刀”是不可知论和愚蠢哲学。文章同时还讨论了代际伦理和代际公平的意义,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方略做出警示贡献的一些思想先行者的另类思想观点,例如罗马俱乐部和布达佩斯俱乐部的惊世骇俗思想,本文也努力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     

节约型社会与代际公平

从奢侈到节约,是人类摆脱生存、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节约型社会提倡节约,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是积累与消费的平衡,是内需与外需的平衡,是代内与代际的平衡。节约型社会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整合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但是因代际继承节约反而会扩大代际起点差异,出现不公。因此节约型社会仅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公平进行代内、代际调适,协调代际整体公平与起点公平。它是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统一。     

当代农村劳动力社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是指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在一定文化背景条件下,通过相互交换资源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当代农村劳动力社会流动的重要支撑。农村劳动力拥有的社会资本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家庭,二是家族网络,三是扩展的关系网络。     

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外关于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进行综述。本文认为我国学者在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中存在着忽视民族、户籍、时代类型等因素的问题,今后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职业流动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只有这样,实证分析的结果才能为我国的职业流动提供科学的指导。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厦门市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其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更加灵活,开始从制造业和建筑业逐步向服务业转移;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不高,职业流动频率相对较高,职业期望逐渐从＂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方向转变。     

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排斥的成因分析

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排斥是转型期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广西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社会排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城乡排斥;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性别排斥;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供求矛盾导致对大龄劳动力的社会排斥;人力资本欠缺导致对低学历群体的社会排斥等.     

后转型期香港的社会阶层流动特征及对社会意识演变的影响

本文根据2006年11月通过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作的一项电话访问资料,通过香港代际和代内职业流动状况来描述分析香港近3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状况.本文指出香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高,中层以下尤其显著,反映阶层结构具有开放性,其中教育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在收入分配两极化越来越显著的香港社会中,个人奋斗的价值现为何仍然被多数人所接受.     

研究生学历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

通过分析学历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以及对作为地位教育的研究生教育的阐述,说明研究生教育在如今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对劣势阶层子弟替代优势社会阶层,底层精英向上流动,生存教育向地位教育的转变起着积极的作用。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基于网络社会的代际特征初探

本文把代际特征的研究置于网络社会这一现实背景下,就代际数字鸿沟、代际知沟及知识反哺等特征作了初步探讨,并得出相应结论。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内在关联、现实困境和推进逻辑

城乡融合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包括产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公共服务融合与空间融合,共同富裕目标对“五大融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不畅的产业融合困境、城乡二元体制迟滞性强的制度融合困境、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优势未被充分挖掘的文化融合困境、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公共服务融合困境以及城乡空间规划整体性不足的空间融合困境。破解逻辑进路为,加速城乡要素流通以推进城乡物质共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城乡多元共治;推动城乡文化互促以推进城乡文明共生;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以推进城乡社会共建;加强城乡整体规划以推进城乡生态共享。     

从疍民到“市民”：身份制与海洋渔民的代际流动

文章通过对一户海洋渔民三代流动的考察,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代际流动经过了一个由“显性制度安排下的结构性流动”到“有限的自由流动”,再到“隐性制度安排下的‘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迁的主轴是以户籍为核心的身份制。但真正能改变个体社会地位的是依附于身份制的资源分配制度,而不是形式上的“身份”。     

社会关系网络是当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途径和支撑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对劳动力的流动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当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途径和支撑。美国社会学家哥兰诺维特对于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早有研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劳动力的流向;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者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者提供一个支援体系(保护人)。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     

对传统社会融合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以同化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融合理论的研究思路不仅限制了社会融合的研究领域,也使社会融合研究陷入了他群融合的理论泥沼而自拔不得。社会融合只不过是社会流动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已。所有经历了社会流动的群体都会面临着社会融合问题。在实现了广泛平等的现代社会,社会融合更可能是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而不是基于身份或种族的。在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转变之前,其社会融合不大可能会发生。换言之,与传统融合理论所期待的不同,社会融合更可能是一种我群融合而不是他群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