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经验证据

过度劳动日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目前学界较多关注过劳行为的短期影响而相对忽略了过度劳动的长期冲击效应。基于新人力资本的能力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代际视角评估父代过度劳动对子代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揭示过度劳动代际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过度劳动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会导致子代非认知能力的恶化。在家庭角色分工下,父亲过度劳动会显著促进子代认知发展,而母亲过度劳动对子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认知层面。相较于男孩,女孩的非认知能力受到父代过度劳动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中父代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父代过度劳动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康传导效应作用于子代的新人力资本积累。未来应当更加关注代际视角下过度劳动带来的长期影响,有效促进子代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     

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现状、动机与规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2)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3)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4)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5)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6)父母给予独生子女的财富转移规模更大;7)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8)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中国老年人对子女家庭代际支持差异性研究

代际支持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构建的重要基础,子代和父代之间的相互支持并未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家庭结构变迁而减弱。既往研究更侧重于对反哺型代际支持的讨论,较少涉及父代对子代的支持情况。基于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专卷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代际支持内容方面,老年人在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方面更倾向于儿子,精神支持方面更倾向于女儿,呈现出"双系化"特征;在代际支持提供主体和对象方面,女性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精神支持和日常照料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仍然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儿子偏好"。因此,基于代际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是助力中国家庭发展和老龄社会应对的重要内容。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退休冲击、信息获取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兼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的养老选择

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退休人口数量呈日趋增长之势,而家庭资产是否能合理配置以及资产回报率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养老安全。基于此,利用CHFS微观调查数据库,细致考察了个体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退休将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便利信息获取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信息关注、促进社会互动与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退休主要通过增加存款类低收益资产与债券类固收资产的持有而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对于低债务杠杆家庭、城镇家庭以及高收入家庭,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讨论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养老方式的升级,即退休人群不再单纯依赖子女与社会的传统养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选择自行投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进行养老,这更有利于保障未来的养老安全。     

广州市外来人员子女教育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以外来人员子女学校为主要渠道接纳外来人员子女上学是广州市外来人员子女教育的主要特点。从学校、学生、教学质量、家长 4个指标对这种模式进行分析 ,发现它影响了外来人员子女向上流动和与当地社会整合的机会 ,代际传递明显 ,不利于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和群体和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城市中产家庭的子女品味培养与文化资本再生产

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品味在以往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相关研究中大多被忽略。基于北京和上海两地家庭的半结构访谈对子女养育过程中品味培养的分析发现,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包含"传递"、"重建"、"超越"三种不同的机制:首先,父母和子女间通过品味与惯习发生着文化资本的传递;其次,一些中产父母通过子女培养实践重建起了基于品味的阶层边界;此外,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共存的背景下,部分中产父母寄望于子女超越父代,获取超越文化、地域和技能局限性的文化资本。解释当代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应重视国家、市场、全球化等多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和包括个体家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发展语境。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探讨——陕、闽、浙、沪部分高校调查

在对陕、闽、浙、沪部分高校在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调查的基础上,从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和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源两方面着手分析,文章探讨了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的差异,发现目前公立高职院校是缩小各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距的突破口。     

浅析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及成因——以茂名市为例

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就业岗位提高了茂名市贫困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农村生活的滞后性使他们看不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被短期经济利益诱惑,鼓励子女辍学务工。农村地区的高辍学率大大降低了当地的劳动力素质。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为指导思想,借鉴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思路,引出较为具有针对性的辍控保学建议,希望为茂名市政府提供更多的科学理论依据。     

影响农民工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研究与政策选择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面临着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保障少的生活境遇,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之中存在着代际贫困传递。通过对国内外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理论的研究发现,父母收入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少、社会排斥、权利的缺失都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综合运用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提升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改革户籍制度、加大社会救助、关注贫困文化等方式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

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并非必然.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反贫困工作具有深刻意义.     

祛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

本研究沿韦伯西方理性化过程研究的线索,利用CGSS2003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市场转型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资源转换由"文革"前"间接"转变为"直接"。而在市场转型中,职业地位正成为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途径,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不仅获得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较低,获得优势职业也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笔者认为,以上发现意味着,尽管1949年后的体制形态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个人与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联系,但在"文革"中后期父辈力求资源代际流动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对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的"祛魅",同时也通过市场转型实现了体制创新。但市场转型中,对于重视家庭或家族男性传承传统伦理的复归,不仅折射出家庭本位伦理与彰显个性的理性化逻辑间的矛盾,也提示人们未来仍存在着将个人与国家关系绝对化的潜在风险。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地区经济发展与东西部贫困生差异

地区经济发展对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有重要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在人均GDP、教育投入和贫困生比例等诸多方面存在差距。文章以北京某著名高校为例,分析东西部地区高校贫困生在家庭背景、学习表现、经济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上的整体差异,并且运用该高校专门针对贫困生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上述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对贫困生的家庭收入、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对心理状况影响不显著,因此需要加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完善贫困生的教育资助体系,缩小贫困生的地区差异,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     

养老支持的“家内”与“家际”视角——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

文章从“家内”与“家际”视角分析了城乡家庭养老支持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家庭养老支持存在显著差异。亲代的居住安排、对孙子女的照料、在子女婚姻花费的贡献,以及亲代与子代配偶关系等因素对亲代的养老支持产生了影响。城镇地区多数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形成了“分而不远”的状态,在代际支持上表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农村子女在与父母分开居住后,亲子代问代际交流减少,“家际”方式下的养老支持趋于弱化。     

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代际交换的性别差异——基于湖北省钟祥市L村一个典型案例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一系列变化,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状况将会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代际交换的视角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个案研究并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从父母与子女间延期交换、即期交换中子女性别的差异,代际交换关系背后父母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的养老困境以及女儿参与养老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