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文章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基准出生人口比例、人口净再生产率、人口内在增长率以及人口惯性等人口再生产指标分析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将具有过快的特征。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2年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负增长将处于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同时也是区域很不平衡及城乡人口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的负增长。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的大趋势与新形势——基于“七普”数据再认识

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变化,延伸人口发展规律的轨迹。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的基本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惯性显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日渐明显,均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然而,"七普"数据展现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超低生育率水平引发人口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流动迁徙安全问题,区域人口流失造成人口负增长与区域发展矛盾尖锐,家庭功能整体弱化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新生事物,要理性认识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辩证分析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利弊,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动力理论探讨

人口负增长,既是世界性现象,也是人口现代化的具体表征。作为全球人口发展史上形成机制最复杂、影响面向最为广泛、经济社会后果最有风险意涵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规模巨大而又独具深刻性的人口变动格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人口国情,该颠覆性人口变革势必挑战现代化的既有动力体系,重塑世界现代化新格局。西方现代化动力学说忽视了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与国家治理等领域也存在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多重悖论。各国实践表明,国家关于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立场、价值品格与发展历程,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创新动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与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效应不再是西方国家建设逻辑上的竞逐富强,而是勾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自觉型人口现代化的新图景。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体系,即以人口负增长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任务、探寻中国式风险与新安全格局,并且创新与释放中国式现代化红利,既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也将为21世纪全球人口负增长的持续繁荣贡献中国动力。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人口负增长的内涵演变、多维区分与经济影响路径

人口负增长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也已于2022年开始人口负增长,对人口负增长理论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紧迫。回望历史,人们对人口负增长实现了从现象认识到规律预判的推进,并逐渐聚焦于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从理论机制来看,人口负增长伴随的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各要素产生复杂影响,如劳动力减少、消费下降、储蓄下降、投资预期降低、社会创新活力下降、劳动参与率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的倒逼性积累、资本深化等。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各要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不一致,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多种效应的合力,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可塑性提供了政策应对的机遇。     

东北地区劳动适龄人口变动及其经济影响

本文首先对东北地区劳动适龄人口的现状特点进行了描述总结,并基于普查数据及抽样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该地区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此种变动趋势将给该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发现,尽管东三省未来将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有效抵减了这一负面影响。未来需要在控制投资增速基础上,立足提高劳动人口综合素质,并且注重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原因探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朝鲜族的人口总量出现了自然负增长的现象。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尤以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此影响最大,特别是延边朝鲜族的民族文化特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从全国的角度看,延边朝鲜族人口总量出现自然负增长具有向现代型生育模式转型的积极意义;但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延边朝鲜族人口总量的负增长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问题与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前长期形成的相对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人口城市化进程;同时,人口城市化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东北人口城市化进程逐渐趋缓。其主要问题是城市化质量指标与其较高的人口城市化数量表征不相符合;人口城市化的工业化动力不足;小城镇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提高缓慢。因此,要以东北振兴为契机,在提高城市化质量、完善城市体系和优化城市发展软环境过程中,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影响中国人口政策走向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控制人口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计划生育政策帮助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延迟4年达到13亿人口大关,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但是,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生命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发展显现的主要矛盾是改善人口结构而非简单的强制控制人口数量。未来人口政策的走向需要兼顾超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安全、劳动力供给的人口效应、农村贫困老龄化等三个关键性问题。     

人口与劳动科学研究

<正>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过去的1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一是生育率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二是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四是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在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之后,中国的人口变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曾经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国情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都     

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分析研究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与托达罗模型的背景极为相似,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与城市失业现象并存.因此,在现阶段,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的潜力,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就业,是解决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选择.     

东北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状况及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养老金给付水平,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效率,保险业务发展,机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又会面临许多接踵而至的新问题。因此,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建设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发展农村经济,增强集体经济积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     

农村女性人口特征及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鉴于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立足于影响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因素即农村人口女性特征,本文对中国农村女性人口内涵、规模和增速以及生活来源构成、工作意愿作了整体和分城乡、分性别的探讨,找出了影响农村女性开发的人口特征的决定性因素,最后依据农村女性人口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基本的开发思路与措施。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今后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只有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动态迁移研究

家庭迁移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意义。本文从成本—收入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迁移动态演进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员和非劳动力成员迁移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动态时间序列上的预期边际净收益现值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劳动力成员动态迁移过程,并呈现由部分迁移向城乡两端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劳动力成员的动态迁移趋势直接决定了非劳动力成员的动态随迁趋势;向城乡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和城乡社区环境、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内部因素为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