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工资差距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基于出口产品质量改善的权属状况，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及其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是：相对于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体现国内要素贡献的本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有助于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升级拉大了技能工资差距；本土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在直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同时，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间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通过负向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间接降低了技能工资差距；在中间投入品进口较多、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外资参与度较高的行业，最终产品出口质量虽然较高，但并未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容易拉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在提高本土出口产品质量，促进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同时，要注重高质量外贸发展与技能工资差距缩小的良性互动。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为了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和谋求共同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加入各类区域贸 易协定(RTA),这势必会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纵向测量法构建区域贸易协定 深度,计算中国参与并仍在生效的贸易协定深度,分析其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结果 显示,协定深度可以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抑制后向参与度。在异质性分析中,不同RTA 类 型的作用方向相同,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从缔约国类型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协定深度效应与总体结 果相同,在混合型协定中,协定深度作用方向则完全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的协定中,提高协定深度只对后 向参与度有促进作用。核心条款中,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 度,减少后向参与度,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影响最大。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要求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这一过程中涉及的绿色发展问题值得关注。以2007—2019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数据为样本，通过计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指数，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有效降低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有助于实现降碳减排的目标；其次，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且不同的嵌入方式对碳排放的抑制程度有所差异；最后，从作用机制看，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两个途径影响行业碳排放量。因此要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坚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嵌入程度，更要专注技术提升、优化能源结构、协同行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及其与环境要素的关联研究综述

全球价值链作为联系全球生产的跨国价值链,不仅产生了各国的价值收入,也对各国的环境影响深远。在既有研究中,全球价值链的核算主要基于垂直专业化、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增加值口径等视角来进行,对于全球价值链与环境要素的关联研究,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对各国环境产生的影响而展开,其中规模效应起主导作用。既有研究还通过全球价值链中的隐含碳测算来剖析价值链中的污染转移问题,并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效应及环境治理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实证研究。未来相关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研究应将各国文化、社会、环境等所受影响纳入分析框架,在研究环境治理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方面应切入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污染属性、人力资本等差异性视角。     

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影响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全球价值链不仅涉及生产和销售领域的合作,还由此衍生出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污染再分配。以我国多个数据库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发现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污染排放呈现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企业污染排放随着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上升先增加后降低。同时,上游度和下游度与污染排放影响的模型显示,上游度与污染排放负相关,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上游环节经济成分会产生减排效果;下游度与污染排放是正相关关系,表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上游环节经济成分会增加污染排放。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说明,这种非线性倒U型关系的形成是企业上游参与度和下游参与度共同影响下的最终结果。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制度质量是否促进了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全球柑橘贸易的证据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高制度质量对于我国农业深度参与全球农业分工与合作、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结构引力模型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探究制度质量对不同附加值柑橘产品出口影响的异质性以及对柑橘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效应。结果表明：总体制度质量对中、高附加值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低附加值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腐败控制、政府效率和法治程度对柑橘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制度距离对所有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另外,制度质量对低制度质量经济体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且对出口结构具有调节效应,促进了柑橘产品出口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由此认为,新发展格局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本土技术发展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在测算2000—2013年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基础上，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其与技术发展的互动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比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会从规模、创新和应用三个方面减弱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相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技术快速提升的需求，国内技术发展的支撑力不足，同时本土技术发展也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是国内对国际技术升级替代作用的表现。     

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与时空分析

利用MRIO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在2002-2011年间的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农产品出口、进口隐含碳排放量总体均处于增长态势,且后者增速较之前者更快;农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逐年降低,自2003年开始成为碳排放污染转出国;我国农产品隐含碳排放与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较大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对较小。继而采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进一步分解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后提出优化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全方位监管“隐性”碳排放的国际转移;设定区域农产品生产环境规制级差,实施区域碳转移补偿制度等政策建议。     

河南省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研究

笔者采用2000—2008年河南省37个行业出口和碳排放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河南省出口行业碳排放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目前河南省出口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需继续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其次,贸易促进了河南省环保技术的进步,导致碳排放密度减少,由此产生的技术效应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最后,出口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效应为负,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积累负效应远远超过了正的技术效应,所以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为负。     

中国木质林产品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分析

以2002、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计算了我国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并应用LMDI分解法对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主要用于出口产品使用,中间产品消耗的碳排放水平比较高,在碳减排方面存在较大的空间。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的拉动因素按其促进效应的大小依次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则是抑制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国家工业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假设,采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8个主要国家1996-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提升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制度质量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工业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有正向影响,但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制度质量更加敏感;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交互作用也可以促进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质量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随时间的推移,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逐渐增强的态势,制度质量对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逐渐由负转正。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基于亚太地区的跨国实证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背景下,研究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如何影响双边价值链关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区域数字贸易规则TAPED数据库和增加值贸易OECD-TIVA数据库,通过量化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以及价值链关联程度,考察了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价值链关联程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深化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强价值链关联,且对浅度价值链关联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深度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为显著,此外,与其他条款相比,数据流动相关条款对价值链关联的促进作用更大。     

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6—2019年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且具有稳健性；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智慧城市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有效路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     

基于技术异质性的中日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分析

基于中日技术异质性,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利用WIOD数据库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测算中考虑了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同时,采用SDA分析,对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测算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出口隐含碳从40.78Mt增长到152.78Mt,进口隐含碳从12.25Mt增长到66.87Mt,净出口隐含碳从28.53Mt增长到85.91Mt。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在1995—2009年期间,对于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规模效应促使了隐含碳的增长,技术效应促使了隐含碳减少,结构效应影响比较小。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

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和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新特征。旨在加强成员间“贸易政策协调”的深层次自由贸易协定（FTA）超越了WTO授权范围,对全球价值链驱动下的增加值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首先,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提高了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贸易的出口水平,而且对各子项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深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和组成结构对增加值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此外,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条款来看,WTO-X条款对国内增加值的出口效应更为明显。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

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和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新特征。旨在加强成员间“贸易政策协调”的深层次自由贸易协定（FTA）超越了WTO授权范围,对全球价值链驱动下的增加值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首先,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提高了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贸易的出口水平,而且对各子项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深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和组成结构对增加值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此外,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条款来看,WTO-X条款对国内增加值的出口效应更为明显。     

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文章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2000-2014年涵盖42个国家或地区56个行业的最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国家—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指标,并基于实证研究探讨了 一国互联网发展对其国内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显著推动了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其次,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一国融资约束、推动产业升级及改善居民就业是互联网促进价值链嵌入的重要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中,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互联网的这一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更加凸显;从金融危机影响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显著抑制了危机前互联网的价值链嵌入度提升效应,但随后几年中,伴随全球经济逐步恢复,这一促进效应又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