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略论口述资料的解读

对口述史料的解读关系到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判断和理解,这是进行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准确地分析口述史料,必须以完整的口述访谈过程为基础,正确认识个体记忆的形成规律,分析影响记忆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判断口述资料真实性。     

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和书写方法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单位人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之间的“记忆裂痕”以及同一单位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不同口述内容的“记忆偏差”,呈现了单位记忆的不同图示,而由此生成的两种叙事或许可以成为透视“记忆悖论”、逼近历史完整性的另一种路径。     

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反映人际矛盾是口述历史的一大特点——口述历史性质探研之一

反映人际矛盾,是口述历史的重要特点.无论是政界人物的口述历史,还是文艺界、教育界人士的口述历史,在在展示出这一特点.这种现象,是由人的记忆特点所决定,而且也是由口述历史的独特视角所决定的.口述历史的这个特点,可以促使历史真相越辩越明,也对口述历史的执笔者提出了较高要求.     

壮族民间黄巢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在壮族地区流传着一些黄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壮族民众展开联想和想象,传达他们的历史记忆,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达他们关于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壮族民间的黄巢传说可以补正官方历史文献,具有珍贵的口述史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受这种隐蔽、师承方式的局限,其生存状况十分脆弱。非物质文化"群体记忆,口传心授"的传承特点,决定了口传资料、口传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鉴于口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主导作用,口述档案的定义不易过窄,应该涵盖"口述历史、口述资料、口头传说、活档案"等口述资料。否则,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不利。     

感知、疑问与解析——口述史材料的解读与使用

口述史是历史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在历史事件的还原与解析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在实际调查中人们会发现,被访问者受舆论教育宣传的熏陶、现实环境的影响以及利益的显性与隐形驱使,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体现出个人色彩。对此,要对口述材料价值予以正确定位与合理分析,要坚持以口述材料为基础得出结论,并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组织材料,不断丰富、充实现有理论体系。     

试论开展口述历史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口述历史即广义的人类经验,也是一种求知方法,且是教育及教育学的资源。在没有文字典籍的时代,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全靠口口相传;有了文字、知识典籍和学校,口述历史仍是多数家庭教育子弟的普通教材教法。在学校体制中,现代口述历史作业实践作为一项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让儿童少年了解父母、家庭、邻里及社区的历史,同时可以让儿童少年接触实际社会生活,积累社会生活经验并训练社交能力、对话能力、倾听能力、观察能力。口述历史在大学教育中,既可以作为专业教育的辅助学科,也可以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种常规手段。大学设立口述历史学专业系科,不仅可以指导大学生通过口述历史认知社会和人生的实践,更能推进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信息时代,人类个体记忆库可以作为社会化教育资源:每个有困惑或好奇心的人,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故事里,了解和学习他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数据资源挖掘,可以找到影响人类心智的更多要素及其不同的序列结构,从而让教育学研究立足于真正的大数据,洞察人类成长与发展天机。     

对口述传统的纵横思考

“口述”和“传统”以及“口述传统”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传统”的建构来看,社会记忆使“传统”通过“现在”而被呈现。从史学角度来看,“口述”与“历史”的携手不仅打破了历史陈述的垄断,赋予历史平民化、大众化的基本特色,而且也促使一些历史学家的史观发生转变。     

青藏地区民间传说的文化史价值

青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是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镌刻着各民族历史和文化演进的脉络,包孕着深厚博大的文化内涵,是各民族人民用幻想性的、传奇的口头叙事构建起来的原始的"口述史",具有历史、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文化史研究价值和意义。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 ,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点审视及其态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口述史实践成果的不断涌现,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口述史”概念屡遭误用或滥用,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许多成果只停留于积累口述史料的层面,口述实践缺乏严谨的操作规范,口述主体单一。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概念,规范口述史的研究过程,加强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业界沟通,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

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在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与亲历者之间除了意识层面的互动以外,还发生着无意识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移情—反移情"的现象反映出来,其中情绪便是一个重要指标。透过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我们可以分析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过程,如此,可以揭示历史的无意识过程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透过身心—社会—历史的视角和路径理解口述史访谈中的情感,可以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复杂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