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阐释

在哲学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本质论、主体论、实践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交相呈现、彼此支持。本质论通过阐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等核心命题,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其他类型法治的本质所在;主体论通过论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等核心命题,充分证成了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实践论通过阐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等基本命题,客观呈现出一个真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形成的,是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方法论通过论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统筹推进”等基本路径,系统阐明了依法治国的方法论体系;价值论通过论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等关键命题,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之治”的总体价值取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体系,诸多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论,立基于政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三者在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结构上的复杂统一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论,立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矛盾,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主要方面;“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论,立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论逻辑、“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的规范逻辑、“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实践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论,立基于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抓住了“统筹兼顾”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总方法,深刻展示了两点论、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为人民服务”:从党员道德规范到领导干部职业规范

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法治，和在法治的前提下实现党的领导，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在指导方针下完成了由“人治”到‘祛治”的历史性转变。如何贯彻党的这一战略思想，即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法治和如何在法治的前提下实现党的领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一。“为人民服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法治的道德基础5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以“为人民服务”为题，作了一篇纪念张思德的悼词。为人民服务，就是“彻底地为人民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的“改”与“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改"是首选之法,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从"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到"新法治新十六字方针"、指导思想从三部分到四部分的发展、从"全国法制宣传日"到"国家宪法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新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治与德治、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法治和改革等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革"的目的是建设,司法改革是改革的突破口、良法善治是立法创新、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创新、全民守法是法治教育的新要求。     

浅谈党的领导对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作用

内容提要:加强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统一的。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对依法治国进程的巨大推进作用。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政治和方向保证。党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要在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方针的统一性。     

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精髓。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党和国家治国方略的深刻变革。何为依法治国呢?报告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全性立法意涵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立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意义关联,即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促成立法主体的广泛性扩展、深刻塑造着立法价值的人民主体性、推动形成立法内容的丰富多样性、促成程序性民主与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良性互动。这种意义关联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着整全性的立法意涵,其具体体现为：党领导立法的价值整全性,科学立法的规律整全性,民主立法的民意整全性,依法立法的秩序整全性。这些立法意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包含的整全性立法意涵。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深入贯彻,这种整全性的立法意涵会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意义世界。     

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人民记忆"

在当代中国法治、人权和宪政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众多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从不同视角,对权利主体予以了阐释.无论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还是为了弘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离不开"人民"这个轴心概念..     

巴赫金“主体间性”思想解读

行为哲学是巴赫金美学、文艺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的哲学基础。这种行为哲学强调人的行为必须“应分”（应承担责任）,而行为世界的建构实质上是我与他人的关系,人的具体存在方式是：在言语交往中的存在、与他人对话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交互性、对话性的。“外位性”是巴赫金人文科学研究,尤其是其“主体间性”思想的方法论基石。“外位性”即“我用他人的眼睛看自己,以他人的视点评价自己”,其实质是强调审美活动中不同主体的交互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是主体的审美观照方式,即不同文本（表述）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包括当代读者与历时性文本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都是处在相对的“外位”而进行交往与对话。     

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启示

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对依法治国重要意义的阐释是其逻辑起点;实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相统一,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统一,以及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统一是其理论支点;推进共产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干部依法用权、人民依法监督是其实践基点;坚持党的领导与树立宪法权威相结合,提高干部法治修养与加强权力监督相结合,保障群众合法利益与培养群众法治意识相结合是其现实启示。     

列维纳斯他者视阈中的伦理主体

在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浪潮中,列维纳斯却致力于对主体的拯救.列维纳斯所要为之辩护的主体不是传统哲学自我中心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以他者为基点的伦理主体.与传统现象学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理解为意向、共在或注视不同,列维纳斯将其看作是某种伦理性的“相遇”,这种“无关系的关系”揭示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责任关系.这样,列维纳斯就赋予了主体以社会的、伦理的意蕴,展现了当代哲学全新的思维原则——他者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     

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重要论述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序推进的政治保证。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思想,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自我革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党的领导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律。深入剖析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重要论述所展现的辩证关系,既有利于从认知层面加深对新时代党的领导内涵的理解,也有利于从实践层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论依法治国关键在党

法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治国理政方式,但中国的依法治国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关键在党。依法治国关键在党,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党的领导贯穿依法治国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无论是立法、执法、守法还是司法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依法治国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依法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论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体系建设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要求推进国家的依法治理,即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奉行法治政治理念并依据良法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实施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体系建设,让公共权力在法律制度的笼子里运行,以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指导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理论,人民性是它的底色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中国国情的人民性以及习近平实践经历的人民性。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评判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的内涵所在。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要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廉洁和清醒;要推进良法善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要加强队伍建设,牢记为民初心和使命。     

解读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审美意向

以“志在富民”为治学宗旨的费孝通先生,近年就不同文化的相互关系与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问题,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方针”和“要创造更高层次的艺术人生”等学术思想。费先生的这些学术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的沃土,蕴涵着宽容博大的美学情怀,值得从审美的、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深入阐发。这一方针的哲理蕴含着中国传统诗性审美意识,包含着人们对自然、他人和自我的态度及其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天人合一”是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在这种崇尚自然、注重自觉的诗性智慧中,与自然和…     

文本·话语·主体: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

将事物之间的“交互世界”作为“实存”来加以认定是一个重要的求知方法。“文本间交互性”、“话语间交互性”、“主体间交互性”等具有意义生成性 ,一定文学文本、文学话语、文学主体的意义 ,终究要到其与文学传统的交互关系中去求致和确认     

论主体间性

一、主体间性的规定及其问题域 “主体间性”是20世纪哲学中出现的一个基本范畴,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一个主体怎样与另一个主体相作用的。莱西的《哲学辞典》把它定义为:“一个事物是主体间的,如果对于它有达于一致的途径,纵使这条途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主体间性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与客观性相对比,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范围中”。展开来说,主体间性范畴包括以下哲学问题: 第一,从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们一直绞尽脑汁去解答,主体是怎样认识客体的问题,而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沟通方式却一直视而不见。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手段的发展,力图理解和解决威胁整个世界和人类的种种危机的根源的努力等诸多因素都使对话和交往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们开始提出一个更本质和更难以解答的问题,即一个主体怎样与正是作为主体的另一个主体的相接触、相作用的。因此,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成了当代哲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穆尼埃说:“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地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些问题: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和来世。在古典哲学中     

试论参政党的监督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体制格局中，多党合作特别是执政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以下简称十六字方针）。在这个方针中，中心环节是“互相监督”。相对而言，“长期共存”主要阐明多党合作的长期性、相依性，“互相监督”主要阐明多党合作的目的、功能与过程，“肝胆相照”主要表明这种合作与监督的真诚性与可靠性，“荣辱与共”主要说明多党合作的共同历史责任感。十六字方针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共存”是后三句特别是“互相监督”的根本前提，也是相对静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