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战略递进及政策调整研究——以内蒙古脱贫攻坚工作为样本

解决相对贫困与消除绝对贫困在时代背景、产生条件、相对贫困人群特征、扶贫主体责任等方面存在本质性差异,这意味着当前我国的反贫困策略需要进行全面调整,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体系与制度,需要在梳理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做好政策与制度之间的衔接,进而构建全覆盖、高效率、低成本的制度体系。良好的反贫困制度环境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础和核心任务,在持续坚持"精准"理念,统一政策、分类施策的基础上,反贫困应采取"举国战略"的方式持续推进;在制度体系中将消除相对贫困设定为全社会的行动,以统领全局的原则和纲领,建立指导子系统的政策和动员全社会各行业的制度体系。     

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我国在扶贫开发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政府主导,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路径;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扶贫方式方法创新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障。2020年,我国将历史性地全面解决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淡出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面解决,缓解相对贫困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分阶段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动态识别机制、代际阻断机制、就业提升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兜底保障机制、联动协作机制在内的六大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

在中国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 ,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与此相适应 ,对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应相应转化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 ,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     

社会资本视角下缓解城市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经济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是相对贫困治理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相对贫困者在社会网络等级结构中的较低位置、自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强关系性质突出、网络中关系的位置强度不足,其社会资本呈现出范围狭窄、类型单一以及纵向上升空间有限的特点。在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背景下,促进相对贫困者社会资本的积累应该三管齐下：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对象性与阶段性公平,以缓解相对贫困者的结构劣势;开展社区共同体建设,将关系理性渗透到社交网络之中;增加相对贫困者扩展社会资本的能动性,并培养富裕群体的亲社会理念与行为,拉近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距离。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制度与行动: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把个体与社会通过制度联系起来,以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互构"及协同演进探讨城市贫困群体在国企制度变迁背景下遵循的适应行动策略,以及国家救助制度建构下的行动选择,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是内生的生存压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行动的力量来自其内部,遵循的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理性。     

2020年后的贫困及反贫困:回顾、展望与建议

在脱贫攻坚战于2020年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我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最大成就。2020后,我国的贫困问题将由绝对贫困转向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制定2020后的反贫困策略,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关注贫困的动态性,对收入趋近于贫困线的脆弱群体予以更多支持;更好地理解相对贫困的概念,及其在我国城乡和不同区域之间形成的原因和具体呈现方式;核算设定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贫困线,并以此作为消除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团结的政策工具;从贫困群体的视角理解多维贫困,以更趋近贫困本质。     

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促脱贫与防返贫：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动态效应研究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消除,相对贫困成为贫困主要表现形式;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从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但当前学界对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构建跨期动态效应模型,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脱贫、防返贫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有效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基于跨期时序的劳动力流动行为组合有显著的动态促脱贫、防返贫效应,多期和单期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降低返贫概率,且单期劳动力流动呈现“近因效应”。基于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视角展开的研究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更展现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我国促脱贫和防返贫的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教育贫困与反教育贫困

教育贫困是指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观念等的限制,适龄儿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现象。教育贫困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它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相背离,妨碍了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宗旨的实现。教育贫困的消除仰赖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了有效地消除教育贫困,我们应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有差别的免费制度;建立完善的教育救助制度;建立教育贫困人群的凭证制度;规范教育收费;加强农村教育,关注农村受教育人群的发展境遇;确立重心下移的教育投资体制。     

后小康时代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特征、行动金字塔和模块

2020年以后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如何有效建立解决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做好反贫困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关键。研究发现:相对性、流动性、伴生性、层次性、高移化和动态性是后小康时代的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六个新特征。基于人类发展理论,从国际组织对基本需求的界定和标准中,能挖掘和提炼出一份"基本生活水平清单";未来反贫困的推进逻辑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反贫困行动金字塔模型":由"生存背包、发展背包和能力背包"三层组成,每次所放下的"背包"就是反贫困的实现目标;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战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的"发展背包",预计10年,第二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体面生活的"能力背包",预计5年。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设计雏形为问题导向式的闭环"6W反贫困制度模块":以贫困识别制度为逻辑起点,依次推向主体制度、资金投入制度、维度制度、评估制度,收官于国际产出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治理体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相对贫困:特征、优势与作用机制

中国即将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更加注重稳定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及收入水平,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服务质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对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外拓展要素合作的制度优势,与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文章进一步解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相对贫困的机制,剖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长为相对贫困治理主体面临的约束,从明确减贫赋权、强化要素流动、创新支持政策三个层面提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