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 主持人语

近年来,“诠释”二字可能是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有人断言,诠释学的方法就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的确,伽达玛的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形式,即借用注释的文体或诠释的论辩创造新的思想体系的传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王弼借《老子注》创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郭象以《庄子注》创建万物逍遥的学说,朱熹借《四书集注》将先秦儒学改造为宋代理学的建构。这些做法都可在“视域融合”的理论中得到合理解释。然而,诠释活动毕竟不能取消或取代以客观性和对象性为特征的现代学术研究。诠释活动是诠释主体和诠释对象之视域的最终的恰当的融合,是主体与对象的合一,亦即对象性的消失。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否则就谈不上研究二字。虽然,传统经典的意含是有待于读者之理解的,无人可以得到古代经典的确切“原义”,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轻率地放弃对“可能的”原义的探索和追寻。正如,我们不能保证医生和法官永远不犯错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医生和法官避免犯错误的基本要求。同样,诠释活动本身也不能取代或取消严肃的新思想的创构。经典诠释中当然包含思想的创造和建构,但是,诠释经典的形式毕竟会造成对思想创构的限制和束缚,即使化腐朽为神奇也不可能完全不受“腐朽”之制约。总之,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动力,但也掩盖了对象性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超越于经典诠释的思想创构的可能性。对经典诠释活动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的揭示和分析,是本期专栏的主要内容。拙文一方面探索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如何以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方法处理先秦典籍和宋代理学之间一千五百年的时空间隔,一方面论证朱熹的巨大成功无法掩盖或消除文本的历史的定向和当下的创造的定向之间的矛盾。宋代理学创构的定向压倒了他对孔子思想的忠诚。黄俊杰教授的文章以朱熹对《四书》的诠释为中心揭示朱熹以体用和理气不离不杂的二元架构诠释《四书》,无法契合四书原有的思想和风格,从而说明经典诠释活动中的“回顾性”取向和“展望性”取向之间的紧张是无可避免的,并提出了乐观的结论,希望在两种定向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冯耀明先生的文章是对东亚儒学研究和发展的批评性回顾,其中的一个主题也是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创构是否契合历史上的儒学发展原貌的问题。总之,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诠释传统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传统的局限和内在冲突,一方面更注重客观性、对象性研究,另一方面更注重不受特殊经典局限的开放性、现代性的思想创构。     

思想史研究 主持人语

在先秦政治思想中,民本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一向受关注,但其内在的含义却未见得都已研究清楚。前一阵一位研究生就提出疑问:儒家并不承认人民的自然生活状态是合理状态,一心想要教化,何可谓“民本”?韩非以人民自然的生活状态为合理,以之为政治的根据,岂不是真正的民本?我答道:民本是儒家的概念,韩非未尝用,我们不能以意强扭。但是后来细想,觉得其中确有些问题。古人所谓民本的含义,我们真的搞清楚了吗?这次看到庞慧梳理《吕氏春秋》中“民”的地位的论文,觉得对古人原意的探究,这篇文章是有点登堂入室的感觉了。作者的具体观点这…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本期本专栏的三篇论文均是围绕土改运动而展开。提到中共土改,必联想到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然而在抗战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曾一度尝试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办法实行和平土改,即由政府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民。只是不到一年就放弃了这种尝试,而改行直接剥夺地富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这幕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惨案发生70周年。70年前的12月13日,是南京人永志不忘的日子。它是日军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有组织地对南京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进行大屠杀的一个标志日。其间,惨烈的集体屠杀发生在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汉中门、江东门等10余个地方;数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本军人的强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于1946年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历时2年,南京大屠杀案为法庭所认定。然而,时过境迁,这个已被国际法庭和国际社会(包…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实证研究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今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它对于民国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民国去时不远,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均已大白于天下,实证研究则是走进真实历史的必由之路。 即使在历史事实非常清晰的情况下,由于论者的视角、立场等方面的差     

道德哲学研究 主持人语

在中外道德思想史上,孟子最早将“羞恶之心”放在第二道德基础的位置上,将其视为仁义礼智中“义”的体现,仅次于作为“仁”的恻隐之心。但这个思想在以后的哲学史中并未有很多的应和者。这与同情心理学的情况正好形成对照:同情或恻隐被休谟以及许多思想家看作是首要的自然美德,     

辞赋研究 主持人语

回顾20世纪的辞赋学研究,是从古典批评向现代话语的转变,使辞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上世纪末的20年中,这项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入新世纪的几年间,在辞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赋家赋作的研究、辞赋史的研究、辞赋理论的研究诸方面,均有显著的成绩。刚刚过去的2005年,辞赋研究的成果,又出现两种突出现象:一是作为学科建设而出现的一批“集束”产品,在表明学科研究方向之实力的同时,也相对集中地彰显了辞赋研究的新创获。其中如“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中有三部辞赋研究著作,即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在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日本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崛起为堪与西方列强比肩的东亚强国,中国则沦落为备受欺凌的弱国,而且,在中国被列强欺凌的过程中,日本往往又扮演了急先锋式的角色,其下手之狠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创痛之深,使中国人感同身受,没齿难忘。当然,中国人也从日本或经由日本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富国强兵、经世济民之法。近代中日关系这一段错综复杂、怨恨交加的历史,因此而成为学界长久探究的研究主题。不过,今天我们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并非是为了算旧账、清积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鉴古…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与西方历史学不断趋新相比,中国历史学可能略显沉闷。在西方,传统政治史早已冷寂,一度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亦遭到更后起的“新文化史”之挑战。相对而言,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居于首席的仍是政治史。这也难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政治史的资源实在太富饶。姑且不论那汗牛充栋的史料,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如何认识并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可能牵涉到许多方面的问题,不过对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追求与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之关系的认识及理解,或可谓其中关键之一。在各种矛盾交织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为研究此一问题提供广阔的论域。本期本专栏发表的三篇论文均以3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和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主持,在《南京大学学报》开办的民国史研究专栏,已历一年。一年来,专栏出刊3期,发表了8篇论文,在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主题、资料、方法、论点等方面,均有或多或少的创新和成绩,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大体达到了我们当初开办专栏的初衷——向海内外的民国史研究者提供发表精品力作的园地。当然,限于各种条件,专栏仍有未如人意处。我们期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上层楼,在民国史研究方面有新的开拓,同时也一如既往地渴求得到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界的支持。     

主持人语

正领导和决策问题是高校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期选择的两篇案例分别探讨了领导和决策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李进峰发现在新校园建设的决策过程中,理想决策同现实决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试图从多重逻辑的角度加以理解。实际上,在学术界已经有学者,如斯坦福大学教授马     

主持人语

19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研究在当代中国已走过了一段很不寻常的道路。它肇始于当时理论界特别关注的“南北鸦片战争”,然后从宗教文化、宗教伦理的研究,发展到宗教哲学、宗教历史学的研究,乃至神学研究,大致上已呈现出一个十分可观的学术规模,自立于当代中国学术之林。正如宗教现象是一丰富复杂的社会事实一样,任何一个层面的宗教研究或专业分支,都难以穷尽对宗教的研究。为此,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已由宗教文化、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的学术积累,逐步呈现出致力于研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民族、宗教与国家、乃至宗教与全球化的理论取向。因为,言…     

主持人语

<正>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回到历史本身,90年代的回到文学本身之后,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向外走趋势。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得益于文献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大量不为人所知,或者很少受到关注的作家作品,在史料学转向中被发掘出来,成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第二,新文学的外部语境,得到了深入和细腻的挖掘,现代文学与X,成了最常见的一种思考和写作范式。不能低估,也不是要否认向外走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