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古代经典的当代解读——对易中天《品三国》的学理反思

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栏目中对《三国》的品评受到极大的关注,无疑是成功的。但其进行解读的角度和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偏颇之处:《品三国》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三国演义》所表达的人文精神;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要求文学的美学追求,颠覆了《三国演义》原有的思想倾向、历史观念与审美理想,几乎完成了一个对小说《三国演义》的解构的过程。     

《学衡》与东南大学

现代学术与现代教育、现代期刊和现代出版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甚至互存的关联。正如《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关系一样 ,“五·四”时期的《学衡》与东南大学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学术风格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至少从当时东南大学的主事者以及各系科领袖人物们的办学思想和学术路向上反映出来。对于这种关系 ,包括其形成的更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表现形态 ,本文予以了历史性的分析和阐发 ,并籍此对东南大学时期《学衡》的文化倾向及其现实遭际作了历史性的说明     

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     

《中国法律思想史》教学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存在定位偏低、易与法制史内容混同、忽视非正统法律思想、以现代眼光分析看待古代法律思想、教学形式简单等问题,需要提高课程定位,处理好与法制史的关系,重视非正统法律思想,客观评价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     

对《老子》的“反”与《金刚经》的“破”的思考

佛、道两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这些联系的原因除了历史政治等因素,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老子》与《金刚经》作为道家与佛教的两部重要典籍：对两个哲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为老子的思想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老庄哲学与佛教思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为文学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能量。     

《三国演义》蜀汉灭亡原因之我见

《三国演义》中刘备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其主观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的思想基础是落后的，他没有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来看待东汉末年的天下大势．他所抱定的“匡扶汉室”的思想动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二是他所信奉的“义”是狭隘、自私的．他过重地看待与关羽、张飞二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了．以至当他们哥们之间的小义与事业的大义发生冲突时．不能冷静地处理二者的关系，终究导致了令后人遗憾千古的“彝陵惨败”、“病死白帝”的悲剧结局．     

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成长哲学

西方的成长小说主要是叙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他们的各种遭遇,并通过巨大的精神危机长大成人的故事。儿童形象在文学形象中属于较为特殊的形象,人们往往以成人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儿童的思想和行为。阅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可以通过儿童的声音来了解儿童真实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真实的儿童形象——探索、反抗、逃避、绝望。     

论《破戒》的文学倾性

《破戒》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译入中国已有50多年,但是中国学界在很长时间里都把《破戒》当做现实主义文学来看待.小说自身表现出了“无理想,无解决”的叙事逻辑,使用了“内心告白”以及去典型化的手法,并流露出“觉醒者的悲哀”和环境决定论思想.无论从叙事形式还是思想内涵上,《破戒》当属自然主义作品.     

论《破戒》的文学倾性

《破戒》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译入中国已有50多年,但是中国学界在很长时间里都把《破戒》当做现实主义文学来看待.小说自身表现出了“无理想,无解决”的叙事逻辑,使用了“内心告白”以及去典型化的手法,并流露出“觉醒者的悲哀”和环境决定论思想.无论从叙事形式还是思想内涵上,《破戒》当属自然主义作品     

漫谈《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那些温婉可人的花妖狐魅形象几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与此同时，另一类女性形象却被冷落，即《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她们常被称作“河东狮”或“胭脂虎”，凶悍残暴、狭隘善妒，人们遇之如遭“附骨之疽”，避之惟恐不及。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类形象，发掘她们悍妒背后那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逸周书》的文学价值

《逸周书》是一部与《尚书》略相类似的史家著作。用文学的眼光看来,《逸周书》中以记叙为主的文章显得更富生气,更有价值。《程寤》篇以奇幻之笔写梦,具有不可小视的文学意义。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明史·秦良玉传》与《女杰秦良玉演义》比较研究

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载入正史将相列传而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明史》一方面不惜浓墨重彩彰显秦良玉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的高尚行为,讴歌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另一方面却对秦良玉晚年的政治态度讳莫如深,隐蔽其矢志不渝的抗清气节,一定程度上有损这位巾帼英雄的完美形象。民国时文公直《女杰秦良玉演义》对历史真实人物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使之超脱为杰出的艺术典型和古代社会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学形象,较之历史原型更具本质真实性,也因此显得更可感、更丰满。     

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新青年》并非纯文学期刊,但因为它首次喊出"文学革命"口号,实现了语体和文体的革新,把人的觉醒、个性主义等思想种子播撒到青年人的心中,而被人们认定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与开端,驻留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上。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新青年》经历了从"同乡"到"同人"再到"同志"的位移;在思想与文学之间,它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光淘洗,《新青年》被赋予众多的价值和意义,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想象。     

俄国一部论《诗品》的巨著

俄国受西欧风气的影响,也在十八世纪掀起了“中国热”。他们除了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爱好之外,就是注意中国文学。不过,在绵绵二百年里,其文学出版物大多是翻译作品,还有一些评介性的文章。研究性的论文极少,著作屈指可数。直到二十世纪初,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的专著出版,局面开始改观。阿列克谢耶夫在1916年完成了一部790页(16开本)的巨著,题为《中国论诗人的长诗 司空图(887—908)的<诗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研究司空图的《诗品》,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是空前的。该书使阿列克谢耶夫一举成名,也为苏联汉学家撰写中国文学专著提供了范例。 阿列克谢耶夫论《诗品》的巨著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评论,设四篇十四章。作者具有文学史家的眼光,把司空图的《诗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注意作品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联系,注意它与同类作品的关系,向前追溯到南朝钟嵘的《诗品》、唐李嗣真的《画后品》,向后涉及司空图之后的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中的文本阐释——以《晚风中飘荡的声音与芳香》与《亚麻色头发的女孩》为例

以声音作为表现手段的器乐音乐不同于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它既不能直接表现某种情绪,更不能直接表述抽象的逻辑思维或思想。器乐音乐中参照文学文本创作出来的作品如何以声音来阐释建立在能够精确描写现实、表现情绪、表述思想的语言基础上的文本,除了定义为"标题音乐"的作品所反映出的方式外,还有一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大程度地体现了音乐和文学从整体上相结合的紧密性。德彪西作品《钢琴前奏曲》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这种结合,本文分析了其中两首《晚风中飘荡的声音与芳香》与《亚麻色头发的女孩》解读文本的方式。     

接受视野中的郭璞与玄言诗

郭璞诗歌与玄言诗既相契合又相背离,在二者的关系上,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东晋士族以"玄"为审美标准,将郭璞视为玄言诗的早期代表,刘宋时期的檀道鸾作《续晋阳秋》时沿袭了这一观点;齐梁以降,钟嵘受新的审美思潮影响,并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在《诗品》中将郭璞诗风看作对玄言诗风的反拨。因此,要正确理解郭璞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不但应该结合郭璞诗歌的创作实际进行考查,同时也应将其置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下,历史地予以看待。     

《文心雕龙》表述矛盾说

细读《文心雕龙》文本,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刘勰这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的“体大虑周”之作,还是在诸如 “文”之索源、文学批评、“言/意”关系及文学“常/变”关系等的认识上表现出前后相悖的观点,这种原因的产生不 仅展示着刘勰思想的复杂性,更揭示着文学自身存在的矛盾,而对文学自身存在矛盾的不断阐释则成为催生文学 理论的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