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生权利法治保护研究

民生权利保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民生权利的保护和促进为本,在改革和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法治的实践要求。民生法治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要求。面对民生法律制度体系立法碎片化、民生法治化程度低、缺乏民生权利意识和程序机制保障的问题,需要重新设计民生保护的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民生法治根基。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路之思考 ——基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视角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内涵入手,重构了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基点、核心、内核、逻辑思路、支持条件、结构要素、研究范式方面,揭示了其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契合性;从主体、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分析了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碍因素。进而从“战略要点：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载体面”,“协调匹配问题：公权力的匹配度、存量利益改革、增量利益发展”以及治理方式方法创新三方面探索了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

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目前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三种方式。     

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

村规民约是推动农村社区法治建设进程的途径之一。分析了我国村规民约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法治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利益关系。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必须依法进行。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社区自治的民主决策机制。同时,采取各种途径与措施,开展法制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法治政府视域下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化构建

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构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分化和纠纷的增加推动了法治化进程和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纠纷化解机制建立的时间短,救济通道少,不同纠纷化解机制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亟待进一步完善.建设多元、开放、专业、高效率、衔接良好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社会自我化解纠纷的各种方式,是有效化解纠纷的客观要求.要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必须建构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制度.     

关于新形势下农村矛盾纠纷调解"难"的思考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开放节奏的加快,各种新旧矛盾纠纷和不安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交替频繁出现.基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新形势下"三农"发展的特点和客观要求,按照"早发现、早控制、早化解"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情施策,掌握主动、强化联动、抓住重点、依法教育,有效破解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难"、化解"难"的瓶颈,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健康展.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与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农村社区治理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仍存在村民参与不足、治理能力较低、治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为此,本文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分析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从推动村民参与社区自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村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出发。     

关于处理农村社区建设中若干矛盾的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利益调整势必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尤其在农村社区基层,处理好社会矛盾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观念,建立健全快速及时有效的处置机制,注重发挥党员干部队伍的堡垒作用和新闻媒介的导向作用,同时注重综合协调各种利益,完善公共服务,加强民生建设做好法律知识宣传,营造良好氛围,打造和谐农村.     

法治治理视域下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之理性审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对基层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法治治理视域下审视当前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现状,个别基层领导干部仍存在学习不勤而流于形式、思想不纯而自私保守、生活不廉而腐败享乐、工作不实而懒散浮躁、作风不正而官僚专制等问题,具有表现形式趋利、思想动机异化、价值观念多变、幸福观念变化等共同特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产生,不仅有来自外界环境的原因,也有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更有领导干部自身修养不足等内在原因。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从提高知识动力、制度能力、责任动力、工作动力、法治治理能力等方面着手,全面提升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构建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延伸,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治理中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治理其实是公民社会在农村地区的重塑,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需要从更大程度上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变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分配制度,着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健全农村社区利益主体的保障体制,规制各主体利益关系,以此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农村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迅速的解构,已由传统乡土社会逐步进入“后乡土社会”发展模式.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存在农民自我意识强化与传统治理模式矛盾、农村政治精英角色多重化影响其决策行动的公正性两大治理困境.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推动广大村民群体主动参与农村治理,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农村文化建设及法制建设是化解以上困境的对策.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农村纠纷多样化与农村社会秩序整合

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血缘关系日渐让位于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契约化原因，农村社会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化。在农村中传统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而法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实际情况下，要依赖于情与理的社会整合功能、村规民约的社会整合功能、国家法的整合功能，来实现农村社会秩序的整合。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