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传统美的扼杀——金小仙典型形象的社会学分析

《樱桃园》叙说美丽、善良、正直的农村妇女金小仙为权势所迫而走向毁灭的悲剧故事。金小仙的悲剧显示出当代农村种种不良社会势力对传统的女性美的掠夺和扼杀,使我们看到在当代农村经济增长的背后种种不为人知的人生悲剧。     

旧中国的地方官僚与地方军阀是怎样进行横征暴敛的(续)——抗日战争前中国农村经济概述之二

二、田赋以外的苛捐杂税 上面我们仅仅说了田赋一种。除田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两种:田赋以外的苛捐杂税和军队的征发,这里先谈苛捐杂税。 国民党政权所加于农民的各色各样的捐税,其名目之多,名称之怪异,令人吃惊。这类捐税,有不少在实质上同田赋的附加差不多。不过,有些按每亩田赋附加百分之几,这就叫做附加;有的不同田赋相联     

试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随着“三农”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制定出能够真正贴近农村实际并反映农民真实意愿的政策措施就成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让广大农民群众主动的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并进入政府的决策领域,进而提高党和政府涉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庸俗社会学批评误读一例--重评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

剧作<黑暗的势力>是托尔斯泰的晚年的力作.一般认为,这部剧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势力即剧中所指的"黑暗势力"对宗法制农村侵蚀的俄国"改革"后的现实.其实,该剧是一部道德剧,是反映托氏道德观和宗教理想的道德剧.托尔斯泰在这里给人们上的"生活的一课",不是引导宗法农民去抗拒资本主义,而是劝戒人们警惕贪欲的诱惑,不要充当那被"网住爪子"的鸟儿.作家从道德角度向人类良知发出的呼唤,对腐朽落后的社会戕害人心表现出极大的义愤.     

民国时期青海田赋正赋考略

<正> 民国时期是青海田赋税制的发展、演变时期。这一时期,青海地方军政、财赋大权集于马氏集团之手,从马麒、马麟到马步芳,为巩固其封建家族世袭统治,扩充军事势力,曾采取了一些扩田增粮措施,使青海财政收入中占主要成分的田赋征收量不断增加,田赋制度不断演变。关于民国时期青海田赋税制可分正赋和附加等部分,本文只就正赋状况及其特征作一论述和分析。通过对田赋正赋的研究和探讨,窥测这一时期赋税政策及青海社会经济发展和演进的趋势。     

论近代西北地区的田赋与积弊陋规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无论甘、宁、青、新诸地,其地方军政所费来源,在清季有二:其一为内地国家各关之额拨协饷,二为地方田赋。民国以降,协饷全停,西北地方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唯靠田赋。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农业主导地位,决定人民只有靠业农耕田谋生,而政府官吏则更主要依靠田赋维持,“协饷”停解之后就更是如此。于是田赋与田赋俱生之积弊、陋规,虽所来有自,但进入近代以后,在西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田赋之外,积弊、陋规为祸日烈;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西北农村社会经济最终全面崩溃,其深刻根源正在于此。由于甘肃的农业土地在西北总量中比例最大,故我们的观察研究权以甘肃实例为主,     

论农民素质与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 ,我国农民素质有缓慢上升趋势 ,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 ,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和社会应采取积极措施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提高农民素质     

“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晚清广东的田赋征课

田赋是国家和行省赖以行政的基础,晚清时期各省田赋征收款目各有区别,广东田赋征税科目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科目设置和变化反映出该省财政需求、军政变迁和新政改革的运作轨迹。田赋征缴“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是该省征税科目变化中的两项重要特征,各大类科目征额和税率差异明显,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晚清行省税政嬗递的一面,这种变化为今人理解晚清“省税”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截图。     

农村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培育——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因此,地方政府和农民正在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基于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从社会资本视角解析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杨林桥模式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在社区自治组织之下,扩大了农民的自主参与,在增加社区公益的同时积累了村庄社会资本,从而也利于农村社区秩序的整合。     

北洋时期的湖北农村经济

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然而,首义之区的农村却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动。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农村百业萧条,疮痍满目,农民群众仍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辛亥革命丝毫没有触动这个所有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切实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有所增长 ,保护农民利益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 ,从分析这一深层矛盾入手 ,阐述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的若干对策思路 ,是当前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     

谈制约农村普法教育实效的因素

我国的法治建设被学者们公认为政府推进型的法治模式。政府从1986年开始进行普法教育,可是在 农村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要提高对农民普法教育的实效必须分析其制约因素。影响农村普法教育实效的制 约因素可概括为:政府的双重角色、负面影响;政府所宣传的“正式规则”同农民传统习惯的差距;宣传方式的工具主 义倾向。     

公共生活的变革:一个西南农村定期集市的兴起与衰落

在传统社会中,农村定期集市作为农民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闻之一而长期存在着,集市的发达和兴盛程度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定期集市的贸易功能与沟通功能已被逐渐削弱,集市逐渐变成农民销售白产农产品以换取生产资料的单纯交换场所.农村定期集市的萎缩、公共空间功能的衰退表明,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挤压之下,内地边远农村被进一步边缘化,农民退缩到以家庭为主的私人空间.     

南宋乡村的非政府势力初探

在南宋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各种非政府势力,从其表现和形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来看,乡间事务繁多,政府力量相对薄弱,乡居富贵之家的势力有时几乎超过了官府;传统的宗法社会强调宗族、村落等组织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而处于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半官方势力调节能力有所削弱;当时民间社会的世俗化、功利化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冲突导致官员施政的尴尬,都成为了非政府势力介入乡村事务的条件.     

关于加强农村党风廉政教育的调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安定团结事关大局。行政村是政府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村级干部代表党和政府与农民直接打交道，最直观地在农民心目中反映出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村干部廉政情况直接影响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随着法制的完善，普法活动的开展，农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村干部的不廉洁行为反映也日趋强烈。调查显示，近几年来，我市农村违纪违法案件占全市案件总数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1997年为川．6％，1998年为30．l％，1999年上半年达到对环。可以说，农村已经成为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高发区，必须引起高度…     

论非营利组织及其农业科技服务

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参与农业科技服务,能够弥补该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失灵。其独特优势表现在：积极进取,富于创新;开放灵活,弹性较大;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成本较低,效率较高。非营利组织参与农业科技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直接满足农民的多方面的需求;作为桥梁与纽带反映和维护农民的利益;监督农业科技服务的生产和提供。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

苏州、松江两府夙称东南财赋之区,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苏松人民被迫向政府交纳苛重的田赋;同时,由于地处太湖之滨的低洼水乡,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究竟苏松人民怎样在重赋与水患之中生活下去呢?这里着重从封建政府的治水以及田赋减轻两方面加以说明。     

论吴佩孚开府洛阳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少壮派人物 ,他不仅时刻抓紧兵权 ,扩大兵权 ,而且日夜梦想“武力统一” ,以攫夺最高的政治权力。直皖战争胜利后 ,他就曾连续倡议召开“国民大会”和“庐山国是会议” ,其目的就是要以此取消当时的南北两政府 ,尝试着另组一掌握政治极峰的政府。然而那时他的军事实力还未能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 ,而且还有在北洋军阀集团中鼎足而立的奉系势力在障碍着他实现梦想。因此 ,他的种种政治企图都失败了。 1 92 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而告终后 ,直系势力迅速扩大 ,直接和间接占据着直隶、河南、湖北…     

征地政策转型与失地农民权利意识的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因为土地被征收而参与维权的农民逐步增多.同时,反映政府的工作理念的征地政策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我们研究发现,政府工作理念的嬗进、转换、变革进程仍然滞后于农民权利意识的萌发、崛起、争斗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