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诗歌中，悼亡诗始终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何谓悼亡诗：（一般指夫妻之间）“抚存悼亡，感今怀昔”①之诗也。由于自晋代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以后，“悼亡”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称，因而有的论者认为悼亡诗始于潘岳。然而我们纵观悼古诗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第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悼亡诗，其中有一首《唐风·葛生》就是一女子哀悼亡夫之作。第二，我认为在封建“男权主义”时代，妇女处处受到歧视，历代文人的目光一般只对准了男人的作品，而忽视了妇女的悼亡诗，这其实是“男权主义”在文学中…     

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争鸣

《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一直被认为是唐代诗论家司空图的的代表作。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曾指出：“有唐一代虽以诗著,然唐人论诗之作传于世者,实不多见,就其中诸作家论之,求如司空图之比者,更不易得,东坡称其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又云‘盖...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

重“味”在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理论中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的论语。汉代以降,以“味”论诗者代不乏人。但至诚斋之前,就主要倾向言诗味论大多讨论的是诗歌艺术尤其是含蓄蕴藉的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 诚斋的诗味论当然也包括这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内涵。《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     

《登高》之“高”——与崔沈二诗较析

七律之冠，争论已久。杨伦称《登高》“七言律诗第一”实至名归。从律诗的标准作法来看，杜诗是最合“法”的一首；就诗句所表现意象的密集程度来看，杜诗显高于崔、沈；就衬托诗思的时空背景及诗中所抒发的情感深沉强烈而言，崔沈二诗更难以企及。     

邶鄘卫分编臆断

《诗经》中的邶、鄘、卫存诗三十九篇,原来被认为是三国之诗。经过魏源等人的论述考证,现在基本被公认为邶、鄘、卫皆卫诗,持三国说者已不多。台湾省马持盈先生的《诗经今注今译》说:“邶,国名,包括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之地,其俗与卫,鄘两国相同。”又说:“鄘,国名,今河南省新乡县附近之地。”但马先生在对一些诗的解释中,实际上否认了三国之说。如说《鄘风·墙有茨》:“这是卫国宣公惠公时,宫中淫乱,伦常败坏,卫人刺之,作此诗。”因此,三国之说,无须再辨。 卫诗分编成邶、鄘、卫的时间,顾炎武、魏源认为始于汉代。其根据有二。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由此认为,“邶鄘卫”即“卫”,如同“商”称“殷商”;“楚”称“荆楚”。换言之,认为春秋时“邶鄘卫”不分编。第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鲁、韩三家诗,皆二十八卷,独《毛诗故训传》为三十卷,说明三家诗的“邶鄘卫”不分卷,而《毛诗》分为三卷,即汉代将卫诗分为邶、鄘、卫三风。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七月》历法探微

《七月》是《诗经》的名篇。因诗中历法特殊,不仅影响着对全诗的理解,而且模糊了此诗的产生时代。当代研究《诗经》者,大都认为《七月》中有两种历法,即周历和夏历。凡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者,分别为周历的一、二、三、四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直接称某月者为夏历。如此理解《七月》,基本通顺;若要全面理解,还需要做些历法探微工作。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诚斋诗趣简论

富有情趣是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很难想象毫无情趣,味同嚼蜡的文学作品会不为时间和读者所淘汰。清人黄周星论制曲说:“曲为诗之流派,虽被之弦歌,自当专以趣胜。今人遇情景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可以感人者。”梁启超论美术说:“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用,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诗对趣也有同样的要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尤其是抒情诗,离开了“感人之趣”,便无异是汉字符号的简单排列。正因为如此,前人早巳注意到了对“趣”的探讨。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录各家论诗趣者,就有“天趣”、“奇趣”、“野人趣”、“登高临远之趣”诸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口号诗》作者刘泉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4期严格来说,口号诗并不能算是一种诗体,所谓“口号者,即口占也”。“号”和“吟”为同义词,故口号诗,即随口吟诵之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其列入“诗体”,是缺乏科学界说的。口号诗少则四句,多则八句。因为是随口而吟,草成急就,因此一般只求宣情达     

明初未用“八股取士”考

“八股取士”是“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的科举取士制度。(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下未注明者均同。) 论明清史之学者,往往称此始于明初,(《明史》称此为“太祖和刘基所定。”)私见以为是不妥的。     

初唐诗杂考(三十七)

武后幸龙门时间考《唐诗纪事》卷十一“宋之问”条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两《唐书》宋之问《本传》亦有类似记载。以此“夺锦”一事便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坛...     

《诗》无‘正变‘浅说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诗人和语言学的对抗——从《诗经》中的《关雎》谈起

作为中国诗歌鼻祖的《诗经》 ,两千多年前已然成为经典 ,为之作笺、作疏者代有其人 ,应该说研究得相当透彻。《诗经》开篇就是《关雎》 ,首当其冲为世人瞩目 ,更加孔子评为“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毛诗序》认定为吟咏“后妃之德” ,其为后代说诗者津津乐道自在情理之中。当然 ,《关雎》的诗境诗味俱佳 ,是其成为千古绝唱的根本原因。故而两千多年以来 ,大凡中国的文化人 ,无不熟识《关雎》 ,玩味有加。然而 ,细加揣摩 ,问题就来了。《关雎》一诗 ,首句“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中的“河”字 ,辞书言之凿凿 :河 ,本义指黄河 ,上古为黄河的专…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