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论文明与文化

对于文明的含义,古今中外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目前,中国学者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积极成果说、进步程度说和价值体系说;西方学者也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进步状态说、要素构成说和文明文化一体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因此,概而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文明与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性。二者的联系表现在:(1)文化与文明的创造主体都是人;(2)文化与文明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词源含义、产生的时间、所蕴涵的内容和传播的途径、方式均不同。     

论法律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法律文化是人为了实现其绝对意义的全部本质,而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领域中,从历史和思辨中凝结出的相对意义的合理的生存方式。而和谐社会则是每一相对时空领域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及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对作为类的人来讲是最佳状态的社会。法律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意识与体验的关系。法律文化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起着启蒙教化、规范设计、实践落实、催化保障的作用。法律文化发挥作用应具备两个条件,即培养思想与言行相统一的法律人和健全法律文化运行机制。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论理性文化的若干特征

从文化层面上说,法治是一种文化,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制度的确立、法治的实行都有其核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理性文化。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理性文化的建设对于法制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的作用。本文从新的角度、内涵、结构概述了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民主观念等理性文化要素体系的法治基础价值。     

法律文化与中国的宪政之路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分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的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特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宪政建设不仅要求以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而且要求以宪政观念作为其思想条件。离开广大社会成员良好的宪政观念,“宪政国家”的理想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但宪政之路离不开本国的法律文化环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机构和法律设施的总和,是实现宪政的土壤和根基。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将为宪政提供思想基础。     

原创文化与当代法治

原创文化是指人类第一次精神自觉中产生的几种最古老、影响最深远、最富于创造性智慧的文化体系。原创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它滋养了人类 ,人类法治精神的培养和制度建设有赖于原创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     

残疾人社区文化共享服务模式探究——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残疾人社区文化,是指以残疾人文化为主体,以社区文化为支撑的景观、行为、制度、精神多维度的特色文化。残疾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与建设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在残疾人社区文化共享服务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五化"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场地设施、建设经费、服务水平等瓶颈,为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     

论法治的政治意识文明功能

法治与人治相对,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政治意识文明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对政治意识文明功能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上的＂克服＂人治功能、政治参与中的＂激发＂功能、政治目的的＂主导＂功能、政治意识的＂强化＂功能、政治意识文明实现的＂保障＂功能等五个方面。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论法律文化及其构建

法律文化是文化现象在法律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讲,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技术性法律文化和法律现象精神部分的法律文化。从这两方面认知法律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对传统法律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的态度,深化对法律文化在法治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法治建设所需要的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体现在立法价值目标体系、法律心理价值体系和法律理想价值体系等方面。对于法律文化的构建,我们既要注重加强法律文化的物质、经济根基建设,坚持正确的原则态度,又要采取有效方式方法,培育优良法律行为模式。     

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的核心工程

法治文化奠定了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重视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培育城市法治文化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培育法治文化的关键在人。在建设城市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并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决定论诠释

文化不同于文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所谓广义的文化论,是将“有文化”与“是文化”相混淆的结果.文化是生成的,因而是有根的存在,文化的有根性不是指文化有其源头与传统,而是指任何一种文化的生成、发展、转型、流动都有其相对确定的原因.肯定文化生成的原因性,也就是承认文化是被决定的.在文化的生成与演进的问题上,应坚持决定论原则,反对将文化的生成视为纯粹偶然的现象.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冲突初探

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法律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为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矛盾与冲突主要存在于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等隐型结构层面,这种内在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物质依附性和政治功能性不同.要解决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冲突,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中国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网络文献传播中的范式失衡与文化生态选择

网络文献传播范式失衡的出现和扩大,显现了社会文化形态历史性变迁背后的分隔。网络文献传播的文化失范,主要表现在一种形态文化对另一种形态文化所出现的垄断性、霸权性、颠覆性等特点上。处在相对弱势的文化则逐渐被分化和边缘化,强势传播深深地打上了文化殖民的烙印。这种范式失衡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的无限膨胀而价值理性失落和匮乏的表现。文化生态基于相互协调、公平对等、合作发展的理念,文化生态的精神就在于消除霸权主义的色彩,强调不同形态文化的多元并存;建立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范式。     

文明问题三思

人类原本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当人类还处在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还没有从自然界中提升与分离出来时,不可能有文明现象的产生,只是随着工业与艺术的产生人们开始自己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物品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才由史前史转变为文明史。因此,文明的底蕴不意味着对自然状态的适应与保护,而意味着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游离。文明与文化具有同源性,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产物,都具有历史的性质。而一切具有历史性质的东西都存在着比较与区分的可能和必要。文明和文化一样也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区分。文明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它的生成与发展也是有条件的,文明的发展必须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与人类自身的真实需求相适应,否则就会发生文明过度的问题即文明异化。文明的过度发展不仅不具有积极意义,反而会产生负效应。     

文化哲学的意义:文化模式的变迁与历史发展

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文化危机,正是对这种危机的深刻反省,促使了文化哲学在19世纪兴起并在20世纪兴盛。文化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哲学未来的发展形态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从传统的自发性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自觉性文化的转变,如果没有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习俗传统、生活方式和存在样态的彻底革命,现代化是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