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法治是成熟定型的制度形式,法治的规范性、民主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使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突出地位和作用。中国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必须着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依法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强化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建设

当前开展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现状表现为:对维权职责认识清晰、对维权所需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维权知识的运用技能有待提高、维权知识运用的自觉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为高校普法学法机制未建立、教职工维权体系不健全、维权思维和方式较为人治化、维权能力提升的环境亟待改善。在外部环境短期不能有效改善的背景下,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新时期从内部强化高校工会维权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其路径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培养促进维权知识的掌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提升维权知识的运用技能,以法治文化的形成提高维权知识运用的自觉程度。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高校工会维权

梳理了与我国高校工会维护教职工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阐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关系和现实意义;分析了现阶段高校工会依法维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困境;提出要树立依法办事的维权理念,形成潜心学法的工作态度和工会担负起普法教育责任等推进高校工会依法维权的措施。     

现代法治与古典法治——兼论中国法治的历史根基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准确把握"法治"概念。通过辨析古今"法治"的涵义,分析国家运行的基本模式,认为法治是现代(工业化)公民社会的运行模式或治国方略,是指现代国家依照体现公民权利的法律运行。宜将古代的罗马"法治"、大秦的君主"法治"称为古典法治,以与现代法治相区分。我国延续未断的古典法治文明,是法治中国的历史根基。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视野——以中国气候变化治理为例

文献综述及现状梳理表明现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论及实践尚未具备国际视野。一方面基于国际法治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无法在国际层面自动适用;另一方面出于在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现实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有拓展其国际视野的必要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前提是完善反映国际国内法治连结事项的国内法治;方法是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作出强调主动参与、形式法治及道德责任的调整;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标识中国立场。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论新闻法治的历史相关性

国内外相关历史表明,新闻自由与法治存在着正相关性:发生是同步的,发展是互动的,发达是共享的。二者之间既不存在时间上先后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目的与手段。等待专门新闻立法和新闻自由至上论都是不可行的,需要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对新闻自由权利与对应权利进行平衡,才能推动新闻自由的有序发展。     

运用法治方式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

思想观念的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思想教育的方式去解决。法律具有思想内涵,对价值观念具有引导作用。法治方式在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国家政策的明确规定、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为我国运用法治方式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充分依据。运用法治方式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主要路径是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治教育和依法治理中,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融入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保障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规则是法律的基础,守规则是守法的开始,因此,培育青少年的规则意识是以法治方式塑造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条件。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 ,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 ,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论

法治与政治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法治的精髓和灵魂。今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人权、完善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从而实现政治文明的目标。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中法治文化基本问题研究

运用比较分析、语义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以正义为视角,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法治文化的基本问题.结果表明: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它是以正义为价值取向、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理性法律文化状态;它有利于公民遵守法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文化的构成体系是以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为核心形成的有机文化联系整体.以上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法治文化的建设指明路径.     

积极守法：一个被忽视的法治维度

从法治实践来看,我们的守法观经历了从以服从为中心的消极守法观到以维权为中心的有限积极守法观的变迁,并已经有了朝以护法为中心的全新积极守法观进化的趋势。从法律规范性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法定的积极守法与法律未予以禁止的积极守法;从行为表现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制止与劝阻两类行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积极守法观其实是一种个体公民意识的表达,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生成社会整体公民意识与公共理性。积极守法所蕴含的公民意识及公民参与的要求对破除臣民意识、建设法治社会与实现善治具有重要意义,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