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体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吗?——与吕国忱同志商榷

吕国忱的《列宁主体客体观的重大转变——<唯批>与<哲学笔记>之比较研究》一文,误解了《唯批》对经验批判主义批判的实质,任意歪曲、篡改列宁关于主体、客体的本意,错误地认为《哲学笔记》肯定了经验批判主义的根源即主客体的统一,而《唯批》却发生了否定主客体统一的错误。该文所确认的现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同时含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是向马赫主义的复归;其所提出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客体关系问题,更是对唯心主义的妥协,对唯物主义的背离。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具有商品性质吗?

《复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赵莉莎同志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性质》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一种不完全的商品.该文除了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部分个人所有作为论据以外,还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结合.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到底是直接结合还是间接结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间接结合,一种是直接结合.在间接结合的情况下,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而在直接结合的情况     

屈原是法家吗?——与经本植同志商榷

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期发表对屈原有不同看法的两篇文章,先就屈原评价问题展开讨论,后将开展有关的其他问题讨论。热烈欢迎广大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些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通过严肃认真、广泛深入的讨论,将会促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一种不完全的商品吗?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二期刊登的赵莉莎同志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性质》(以下简称《性质》)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是一种不完全的商品.理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以不完全的形态存在着.这就是: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完备性和由此决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间接性.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我认为《性质》的论点和论据都是不能成立的.     

“白马非马”是诡辩命题吗?——兼与林颖同志商榷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刊登了林颖同志的文章《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以下简称《林文》),拜读之后深得启发,也有不解之处。富于启迪意义的是:《林文》从哲学与逻辑学两个层面,对公孙龙的《白马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一些很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指出:“我们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文》)。不解的是:按照《林文》的论述,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白马不是马”,是否定“白马是马”的,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是形而上学与诡辩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下面结合《林文》,从三方面来论述“白马非马”,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林颖同志与逻辑界专家。     

迅速发展是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吗?——与杜厚文同志商榷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既包括对帝国主义经济本质的深刻分析,也包括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科学论证.列宁的分析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其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垄断性、腐朽性(或寄生性)和垂死性.     

“主观目的”是实践的基本要素吗?——与江崇国同志商榷

关于实践,过去我国的哲学界很少从实践的基本要素方面去给以阐明,大多是从实践的简单定义和实践的几种形式上去给以说明。国内的许多哲学教科书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讲实践的。侧如,艾思寄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二书就是这样写的:“实践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包括许多方面,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向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斗争。……除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活动,如科学实验和艺术活动等等。”国外的哲学界,例如苏联哲学界,对实践的基本要素问题虽然有所触及,但也未能作出明确的概括和科学的说明。     

社会主义劳动力是商品吗?——兼谈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劳动管理体制的改革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并由此引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否商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论证社会主义劳动力不是商品,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而选择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途径。     

关节点是度的组成部分吗?——兼就“度变”问题与王国富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度是质和限量的统一,是某事物的量变范围.而关节点是质变范围,故不在度内.对于前后两种质来说,它非此非彼质,又亦此亦彼质的因素,非此的高级阶段,也非彼的低级阶段.此质和彼质这时都不是“现有的存在”,都不能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质.当事物一部分质变,另一部分未质变时,后者在度内,但关节点不在度内.把关节点规定在度内会造成新、旧质交叉而无质变.“度变”是某事物的量变范围的变化.不包括质变.     

“公本”和“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兼与伍柏麟同志商榷

改革需要理论,理论本身需要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至今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发展,也不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伍柏麟同志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价值剩余”范畴》的文章(见《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以下简称伍文),旨在寻求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这是很有意义的,给人以启迪。在此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与伍伯麟同志商榷。经济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自然有其本身特有的基本经济范畴。那末,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呢?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首先明确的问题。众所周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的《资木论》,其基本范畴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这是专门用来反映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特殊范畴。有人主张把这些范畴拿过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伍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剩余价值’范畴,作为它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价值剩余’范畴。”“它既能用价值形式直接表明社会主义劳动者为让会所做的剩余劳动的特点,又能与其他社会形态中剩余劳动形式相区别。”在此观点中,理所当然地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剩余价值的错误主张,井提出了社会主义特有经济范畴应具备的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问题是:以“价值剩余”取代剩余价值,将其作为社会主义     

“风骨”等于“风格”吗?——与李树尔同志商榷

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曾就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对风骨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对过去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全面论述,只是就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阐述的“风骨”即“风格”的理论提出些质疑,以求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 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说:“综上所述,‘风骨’就是风。风,对于某一个作家来说,是指他的创作风格;对于一系列相类似的作家来说,是文学潮流或流派。就广义而言,还有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风格。风格即人,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阶级的人,因此,风格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倾向牲。”     

“以人为本”是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结合对张奎良<"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一文的分析,对张文"以人为本"是本体论的基本命题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本体论与价值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简单地把本体论中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搬到价值论中来.指出"以人为本"不是本体论的基本命题,而是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从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主体、人的价值和价值评价看,价值关系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把属于价值论问题的"以人为本"视为本体论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儒家诗教在我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弄清儒家诗教的实质及其作用,是关系到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一近阅王启兴同志《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觉得该文对儒家诗教的评论不够公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评论,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诗教的实     

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吗?——与蔡德贵同志商榷

《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蔡德贵的文章《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读后感受有三: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本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拙作《关于研究新疆兄弟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的初步设想》和同年第4期发表的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的文章《论艾卜·奈斯尔·法拉比的逻辑学说》,此其一;其二,文章的作者断言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的国别是不成问题的”;其三,文章就“法拉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说法。     

朱元璋当皇帝是蜕化变质吗?——与张永禄同志商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载了张永禄同志的《试论朱元璋的蜕变》(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朱元璋由一个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后来逐步蜕化变质,在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做了明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彻底背叛农民革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据说蜕化变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以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和孔孟之道),“对朱元璋进行思想腐蚀和影响”;一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阶级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有人身自由,第二,劳动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具备这两个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必然的.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对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吗?——和郑庆林同志商榷

李伯钿和郑庆林两同志关于认识源泉的争鸣文章(分别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7.11期),读者颇受启迪。但笔者与郑庆林同志观点截然相反,故也谈谈一孔之见,请郑庆林等同志不吝赐教。一、“物质源泉说”仅仅是旧唯物主义的源泉观吗?郑文的第一个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仅仅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我的观点则认为,“物质源泉说”是一切唯物主义当然也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     

商品使用价值是社会属性吗?——与刘家声同志商榷

读了《兰州大学学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刘家声同志《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一文,很受启发。对于文中所论述的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问题,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文中论述的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以求教于刘家声同志。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需要更改吗?——与沈庆林、王来棣、曹仲彬同志商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党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组织了八个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是具备共产党性质的党组织,不是“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组织称为“一大”前的党组织。“一大”前党组织的名称,过去,我国党史界长期地采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去年,我校经济系蒋学模、伍柏麟,王爱珠教授共同主持、由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的“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课,多次研讨过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下面一组文章,就是部分参加者的学习体会。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意见很不统一,刊登出来,供大家比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