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以建国初期英美文学译介为例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指出翻译活动绝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反映着某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学翻译上同样实行亲苏的政策,在苏联英美文学选择倾向的巨大影响下,同时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当时我国译入语语境的青睐。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而文学系统本身又处于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之内,也在发生着变化,且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多元系统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我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采用的不同策略及其原因,并对未来我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     

论政治对翻译的影响

文章分析政治在翻译中的作用及翻译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认为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作为交流媒介的翻译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活动。翻译是社会行为,具有选择性,而选择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政治倾向性。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翻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这种交流与融合受政治的影响,是不平衡的。     

翻译与政治的结合及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形式,从一开始便嵌入了政治的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当前,翻译界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及目的语两种文化,有着复杂交往行为的过程。翻译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行为,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     

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之三种模式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许多翻译现象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中国在20世纪大致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模式操纵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本文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之三种模式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许多翻译现象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中国在20世纪大致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模式操纵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勃兴的"文化研究"思潮更为关注当代文化中处于权力边缘的文化与话语群体,其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让中外翻译界更重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译本生成的影响及翻译活动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等翻译的社会属性。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译者,从自身及"他者"历史文化出发,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调适,确立符合其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从《论语》英译史及其英译发生的语境来看,《论语》英译大体上经历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转向,从归化以"求同"到异化以"存异"的渐变过程。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蒙元时期蒙古文应用文翻译述要

蒙古文翻译实践活动中应用文书翻译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为促进不同历史时期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译史的研究多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入手,鲜少涉及应用文体。本文分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章节,总结概述了蒙古文应用文翻译在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沿革及硬译体形成的具体原因等,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致使专家学者加强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     

五四运动前后翻译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五四运动前后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此期间,政治对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译者翻译动机、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等方面皆有所体现.同时,翻译活动对政治生活发生了反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发展.     

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个案

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这一概念由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他认为赞助人是影响操控翻译活动的双重因素之一，对翻译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以“赞助人”为视角，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大的翻译机构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考察对象，从意识形态、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探究赞助人对翻译活动所起到的影响及操控作用。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看《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查明建、谢天振编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以翔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为读者展示了一幅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全景图。在探讨文化语境对不同时期文学翻译活动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穿著作始终,对于读者系统、科学地了解20世纪文学翻译活动大有裨益。     

论综合国力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

翻译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翻译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翻译本身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因素、宗教因素、政治因素、译者自身的因素等等。从宏观的国际政治学角度审视翻译活动可以发现,翻译作为国际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和制约。     

国家翻译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为例

中央编译局作为系统翻译和编著马列著作、中国领导人著作及我国重要政治文件的国家机构,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我国对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以描述性方法系统研究中央编译局对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研究发现,国家机构的翻译活动受读者需求、目标语文化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及文本类型等因素的规约和影响。     

从后殖民视角看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如何捍卫弱势文化

传统的翻译理论偏重研究语言转化过程中意义的精准传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翻译被置于更为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其研究焦点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利差异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翻译在殖民化和解殖民化或非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后殖民视角考察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如何捍卫弱势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论译语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活动受到译语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制约翻译活动的译语文化语境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译语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民族心理、文化交流程度等.本文借助文化翻译观的研究理论,探讨诸语境制约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