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斯坦和弦的回响:瓦格纳与尼采《悲剧的诞生》

尼采成名作《悲剧的诞生》序言标题即为“致理查德·瓦格纳”。该书的创作深受瓦格纳的影响,但在以往研究之中,此线索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瓦格纳复兴北欧神话并以之抵抗现代性的艺术观及其重要代表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主导动机、无终旋律、半音转调等作曲技法所体现的紧张、冲突、不和谐的美学观,对《悲剧的诞生》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具体思想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早期尼采在盛赞瓦格纳的同时,也小心地与其拉开一定距离,他们对神话、悲剧、绝对音乐、叔本华以及基督教等方面理解的细微差别,为两人关系破裂以及尼采哲学转向埋下了伏笔。     

乔依斯的多媒体艺术世界──阐释乔依斯的美学思想及其作品

本文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乔依斯作品的研究分析，认为乔依斯的美学思想和作品具有独特的内涵：１．美学思想除了“作家升华说”外，还包含“完整、和谐与光彩”、“不相容透视”及“顿悟说”等因素；２．创新的多媒体艺术手法，主要包括“内心独白”、“神话方法”、“电影手法”、“主导动机”和表现主义戏剧手法等；３．其作品语言是揭示自我、呈现人物意识等多层次需要的隐喻性语言；４．乔依斯小说呈现了评论化及其作者博学化的倾向。     

浅谈威尔第与瓦格纳歌剧创作之差异

威尔第与瓦格纳同生于1813年,二人在19世纪的欧洲音乐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二人都致力于歌剧艺术的革新,但却有着迥然相异的价值趋向.威尔第则追求个人内心情感表达和现实生活的写实,坚持以声乐为主体,创作以歌唱性旋律见长的意大利歌剧;而瓦格纳的音乐富于幻想、传奇性,他还创造了"乐剧",倡导"声乐交响化"的创作原则.虽然二人在创作理念上有着许多的相异之处,但却都对于后世的歌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德伯家的苔丝》的音乐性解读

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是哈代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音乐性是哈代进行景物描写和塑造主人公诗化形象的重要手段。其次,哈代借音乐性来揭示主题,“主导动机”的音乐手法与小说表现的悲剧内容相一致,有力地渲染了悲剧气氛。再则,哈代成功地借用音乐中的一些技巧于作品总体构思中,体现了小说叙事立场的多元化,展示主人公悲喜交织、起伏不定的生命旋律。     

5-6岁幼儿分享行为和分享动机研究

本研究以厦门市某幼儿园的40名5-6岁幼儿为被试，运用实验法和访谈法，探讨“偶得物品”和“拥有性物品”下幼儿分享行为及其分享动机的特点。结果如下：（1）百分之百的幼儿具有正确的分享判断，但绝大部分幼儿并不愿意分享，“偶得物品”和“拥有性物品”之间的分享行为并没有明显差异。（2）愿意分享的幼儿中，被动分享占主导，其中一大部分是伪分享行为。（3）分享动机中，“同伴倾向”占主导，尤其是“偶得物品”的分享动机；“权威/规则倾向”和“移情倾向”也占有重要地位。     

“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基层腐败治理中公众参与差异性生成机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分析框架

基层腐败治理离不开公众参与,解析公众参与差异性现象对提升基层腐败治理绩效具有积极意义。以重庆市的公众参与实践为例,运用自我决定理论分析框架,通过质性研究发现：基于控制性动机、功用性动机和自主性动机分别输出低度、中度和高度参与结果,体现了从众效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特征;从众效应主导的低度参与属于非理性模式,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主导的中、高度参与属于理性模式,有必要有机融合两种理性模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良性结合。消除公众参与差异性的关键在于腐败治理理念、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廉洁教育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为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提供了相应参考。     

对80年代中国引进现代主义的回顾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推崇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主导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进入中国,引起争议。文章用“接受理论”的观点分析争议的原因,并据80年代中国对现代主义的推介和研究形成热潮这一事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现实主义地位受到挑战。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多余性反对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要解决的是道德行为正当与否以及如何确定道德动机的问题,并为此提出了“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道德原则。批评者认为,无论是在判断道德正当与否,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上,斯坎伦的理论都是多余的,这就构成了对他的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这一反对包含程序性和动机性两种类型。然而,这种多余性反对并不能驳倒斯坎伦,因为批评者判断道德行为的正当与否和寻求道德动机的基础都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而斯坎伦的基础是个人自身的理由。从个人理由出发来理解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有助于理解某些行为正当与否的复杂理由,并且有助于确定行为的动机。因此,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     

汉字两书论

将传统“六书”的构造方式进一步概括为“表意”和“假借”两种功能性手段。根据符号学的观点,文字的表达语言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机性方式,如表意的汉字,其形体含有对汉语单位的解释理据;二是拼音文字,其形体和语言单位之间是任意结合的关系。而就动机性汉字系统内部而言,又包含了这两种表达方式:“表意”代表动机性方式,“假借”代表任意性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的“两书”。两书论是对传统汉字“六书”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其主要目的是要解释汉字深层结构中的二元表达机制及其普遍的符号学价值,以实现汉字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的通约和平等交流。     

“君命有所不受”与下级服从上级

本文探讨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原意,阐述了这一命题的理论根据;认为下级应抱着“无私”和“谋利”的动机行使“君命有所不受”;主张上级应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良好的动机,作出“君命有所不受”的抉择,下级不能动辄以它为辞与上级讨价还价,反对下级以它为借口而不执行上级的正确决策,谋取个人、小集团利益和局部利益。     

论科研动机系统的结构

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动是在其动机系统的驱动下展开的,因此对科研动机系统结构的探讨有助于科研人员自我认识和实践效率的提高。科研动机系统结构是由内容维、状态维、性质维构成的三维结构。分属“三维”的诸动机要素在组合类型、个体表现及其层次性上都显示出多样性。同时,多样的动机要素及其结构类型在科研人员的内心深处又有机地合在一起,形成整体结构,显现整体效能。所以,科研人员应力求在与环境的信息交流中,形成以高层次内容为主导的具有整体最佳效能的动机系统结构,从而使自己的科研驱力永不衰竭。     

论乔姆斯基生物语言学范式下的语言研究转向

生成语法学派的诞生主导了当代语言学研究从结构分析模式向生物语言学框架的“由外至内”的范式转向;原则和参数理论时期“自上而下”从普遍语法内部探究其规则及应用,推动了语言获得研究向纵深发展;最简方案时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从普遍语法之外的第三要素出发,以“自下而上”为主,融合两种方式考察狭义语言官能的本质。生物语言学走向交叉学科背景下探索“最小递归”和语言官能演化之谜的道路。本文论述了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的建立动机及历次转向的动因,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戏仿理论

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中,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和蒂尼亚诺夫分别对“戏仿”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各自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戏仿是一种“暴露”他人手法的“陌生化”手法,并能从陈旧的或死亡的形式中创造出新艺术形式;托马舍夫斯基在戏仿的基本观点上呼应、发展和完善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蒂尼亚诺夫则提出了戏仿的“双重层面”的观点。这三位理论家的戏仿观存在着相互呼应、启发和影响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戏仿理论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独树一帜,并对20世纪戏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美学

<正>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尼采是一个影响很大也很有些争议的人物。对于他的美学思想也同样如此。如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尼采的美学思想,乃是现代西方美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 在尼采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哲学家叔本华和音乐家瓦格纳。他认为,叔本华是一位能够把他从时代的缺陷中拯救出来的真正哲学家。并认为,叔本华揭示了人生可悲的真相,远比那种离开根基、浮夸庸俗的乐观主义高明。不过尼采并不赞成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虽然尼采也同样感受到了时代的痛苦,但他认为这种痛苦是可以超越的。尼釆与浪漫主义音乐大师瓦格纳的结识,被他称为是生命中的“第一次深呼吸”。他把自己的艺术理想,完全寄托于瓦格纳的作品上,认为这位音乐家的作品,充满着奇妙而动人的心弦的哲学,称瓦格纳是真正的天才。尼采对自己与叔本华及瓦格纳的关系作过这样的概括:“对我来说,一切最好和最美的东西都是和叔本华、瓦格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为能和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共享这种感情而感到骄傲和愉快。”     

动机研究的历史演变

心理学中的动机研究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之前主要以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为主导，强调本能、冲动、驱力、体内平衡等生物性的因素在决定人的动机和行为方面的直接作用。60年代以后，认知的观点逐步介入到动机研究中来，研究的课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归因理论等强调认知因素的动机理论，并使传统的基于行为主义观点的自我效能理论、习得无助理论在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创作的行为动机理论

罗伯特·弗洛斯特是20世纪美国最有名望,最受人爱戴的诗人。其诗歌或以表达自己的生活及感情经历为“需要”,或以揭示社会现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动力”。本文既是从“需要”和“动机”两个方面来阐述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创作的行为动机理论。     

多重场面调度：《猎手之夜》中的偶得声音在克拉尔《白昼月光》和戈达尔《电影史》中的运用

音乐是电影场面调度中的重要元素（“场面调度”指将观众带入电影世界的多重感官介面）。借鉴和发展米歇尔·穆赫雷（Michel Mourlet）“轮廓理论”（contour theory），来分析声音质地、震动和节奏等听觉元素如何产生与光、影、演员动作等为人熟知的视觉元素类似的影响。传统上，对音乐主题动机（leitmotif）的分析把旋律和孤立的影像符号相对应；然而在轮廓理论中，观者感受到的是连缀成线的场景调度元素，从而极大丰富了影像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为证明这一分析手法的有效性，特选取查尔斯·劳顿执导的《猎手之夜》及两部运用了该片视听材料的后作，即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史》与刘易斯·克拉尔的《白昼月光》。虽然《猎手之夜》作为故事片支持由主题动机切入的解读方式，但是它的配乐却像实验电影的声音一样拒绝简单直接的音画对应。轮廓理论通过分析音画叠加，使场面调度有了更多可能性。     

试论作为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面重要旗帜。而“陌生化”作为一种手法具有艺术的普遍性。海明威可能并没有直接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 ,但他的艺术创作不可能避开一般艺术手法的运用。他的《老人与海》巧妙地体现了“陌生化”手法 ,从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不朽之作。文章试图从该艺术手法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探讨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鲁迅、郭沫若与“意识流”手法

<正> 发明“意识流”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实用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第一个有意识运用“意识流”手法的是英国女作家陶洛赛·理查逊;第一次把“意识流”术语引进文学评论领域的是英国评论家梅·辛克莱尔。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学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现代反理性主义的各种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对“意识流”文学都有影响。在我国,由于王蒙同志在其《蝴蝶》、《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创作中自觉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结果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和争论,“意识流”这一术语才逐渐和广大读者相识起来的。不少人据此以为:“意识流”只是近两年才被引进中国文坛的,王蒙是我国最早的借签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