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

本文认同语言是建构的,译入语是对译出语之“再”建构。在译文里,没有原本的文化世界,一切意义都是行动者(译者)通过主体间共有意义的解释构成的。这一观念变化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在翻译研究中左右着我们思维的传统翻译话语本身。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论跨文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时照为主要任务,但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说明翻译研究不仅应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而且要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作为国内外翻译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它突破并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是建构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翻译规范研究的文化社会转向:阐发与思考

西方翻译规范理论历经了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其研究范式由规定走向描述,理论视角由语言学转向文化继而转向社会学,研究范围也由语言文本扩大到文学、文化再延伸至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社会因素,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翻译活动的理解。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学术创新的需要,从事翻译规范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回避前人研究领域,并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类似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热点轮换和术语滥觞的局面,妨碍了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引起学术界的反思。社会转向标志着翻译规范的研究范围走向最大化,因此必然是规范研究的终极转向。今后的翻译规范研究不必疲于转换研究视角,而是强调在社会这一最大载体里综合、系统地研究翻译活动中的各种制约因素。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简析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兴起及发展

从探讨内部动力和外部启发着手,文章简要梳理分析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兴起和发展.翻译研究学派倡导翻译应该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出现是翻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为翻译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前景.随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也蓬勃发展起来.     

翻译领域语言层面研究与文化层面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领域里,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各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方式和目的,分属一个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可以共存。语言研究关注"怎么译",属于应用翻译学,其价值在于前瞻性和规定性,在于对实践的一定指导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机器翻译。文化研究关注"为什么译",其理论价值在于后顾性、描写性和解释性,在于对翻译现象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于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回到以语言转换为全部内容或"本体"的老路上去。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反思

权力转向论本身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也有很多的例外、漏洞和很强的负面效应。本文从权力决定论、杂合论的困境、二元对立、权力差异与文化平等之间的悖论等方面着重反思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