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效应

随着我国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新股发行市盈率和价格有所提高,然而一、二级市场的巨大价差并未得以缩小,反而有所提高,这是与缩小一、二级市场价差的改革初衷相违背的。同时,市场化改革还导致企业超额募集资金,并且出现流通股比例最小化的趋向,因而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进一步提高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效应。     

创业板IPO市盈率与超募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券商声誉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实证分析

创业板市场高发行市盈率与高超募率的现象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及新股发行利益链等理论的分析表明,承销商声誉与私募股权投资是影响创业板IPO市盈率与超募率的潜在重要因素。针对创业板260家公司IPO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承销商声誉与发行市盈率及超募率均显著正相关;(2)私募股权投资与发行市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私募股权投资并不显著提高IPO公司的超募率。因此,为解决我国创业板一级市场定价问题及提高创业板投融资效率,相关部门应重视新股发行利益链中的利益分配及行为规制,增强承销商的保荐责任,延长其保荐责任期,支持私募股权的发展,严惩IPO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加强对各利益群体的引导与监督。     

行政干预、一二级市场分歧与IPO定价效率

在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第三阶段改革过程中,监管部门针对"超募"发行市盈率"存量股转让"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干预。从一、二级市场分歧和IPO定价效率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发行价格相对于股权价值存在普遍溢价的现实情况下,行政干预提高了IPO发行定价的内在价值定价效率,但大幅降低了交易价值定价效率;行政干预扩大了一、二级市场定价分歧,形成了制度型的利益输送渠道。研究结论表明,监管部门对IPO定价的行政干预中断了中国新股发行体制第三阶段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未来完善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方向应坚持市场化方向,以提升定价效率为目标,并处理好融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IPO定价问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用描述统计、主成分分析、逐步回归等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IPO定价问题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阶段我国新股发行价格和发行市盈率的基本特征,得出了影响我国IPO定价的主要因素,并分阶段建立了几个多元回归模型,指出各主要因素对新股发行价格具有显著性影响。     

发行制度改革应解决“三高”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一直在证监会视野之中，今年将择机推出新股发行改革措施。也是在今年“两会”期间，朱从玖此前还曾表示，未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将考虑存量发行、给予承销商更多配售权及进一步优化询价机制等。由此不难看出，今年的新股发行制度仍将面临着新的改革。     

中国新股发行抑价:一个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新股发行抑价的信息不对称假说,本文选取了中国股市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发行的255只股票(其中沪市132只,深市93只),并按上市交易所不同分为了两个样本,采用同一模型分别作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两个市场的新股抑价程度均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假说来解释,在用于解释的变量中,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以及发行前市场状况四个变量在描述假说中的事前不确定性上是显著有效的。     

新股上市首日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

新股上市首日价格的影响因素较多,既包括可以量化的因素,也包括不可量化的因素。本文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对市场大盘指数、发行价、首日换手率、发行市盈率、中签率、新股首日上市数量等可量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提出了新股上市首日价格的影响因素。     

有形之手干预市场后患无穷

如果仅仅只从启动新股发行的角度看，浙江世宝无疑是幸运的。毕竟今年整个1O月份只有其一家发行新股，而目前已过会还未启动发行程序的发行人超过90家。但如果从融资额的角度来讲，浙江世宝又是不幸的。因为其发行规模“被缩水”超过七成，而融资额更是缩水超过九成。     

询价制度下新股发行价格“有偏调整”特征实证研究

在详细分析询价制度下新股发行定价过程的基础上,针对询价发行方式下产生的新股价格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新股发行定价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偏离和与国外成熟股票市场相同的“有偏调整”特征,对这些价格行为特征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询价过程中存在对信息揭示者的价格补偿和数量补偿,我国的新股询价机制在揭示新股真实价值方面具有较好作用。     

我国新股询价制度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2003-2006年10月的新股定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比了发行市盈率管制阶段(2003-2004年)和新股询价阶段(2005-2006年10月)定价影响因素的特征和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发行定价有一定合理性,但新股询价与发行市盈率管制阶段相比,定价影响因素在含量和结构方面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我们建议在坚持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重点从平衡股票供需矛盾、建立高效信息交流机制和完善新股询价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发行制度改革重在平衡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已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现行的新股发行制度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关注，两轮改革后导致新股普遍的“三高”发行显然难辞其咎。应该看到，现行的新股发行制度，更有利于发行人从市场上“圈钱”，其维护了融资者与保荐机构等中介的利益，却忽视了投资者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利益。     

创业板IPO抑价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1年间在深交所上市的200只创业板新股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和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BMA)研究新股首日抑价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与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即发行价格、首日收盘价、超额认购倍数是影响抑价率的显著因素;而与首日换手率和发行市盈率没有显著关系.     

利用“双限”发行抑制新股“三高”

中国交建的新股发行无疑非常吸引市场的“眼球”。这家在去年9月份就已成功过会的上市公司，新股IPO不得不被迫延后，其中的酸甜苦辣相信中国交建感受颇深。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交建的新股发行却不乏亮点。     

我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定价方法演变及评述

新股发行定价始终是我国证券市场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以新股发行定价方法及发行定价方式为基础,回顾了我国新股发行定价的演进轨迹,并对各阶段定价方法进行了分析评述,得出应结合我国国情对证券市场新股发行定价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结论。     

中止发行机制保护谁的利益？

去年10月份，中国证监会在《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第二阶段的四大措施，其中一项即为完善回拨机制和中止发行机制。中止发行机制首次提出，确实成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在以往的新股发行中，除了当年的通海高科、立立电子、苏州恒久以及胜景山河之外，     

新股发行定价的财务影响因素分析--上海股票市场的一个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定价与公司的财务质量信息相关.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000年-2001年的153只新股发行价格及其财务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与实际相符的、有意义的结论.     

完善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方式的探讨

新股定价是首次公开发行的核心环节,只有选择合理的定价方式才能充分反映市场需求。本文首先概述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方式的发展历史和当前采用的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存在的问题,然后介绍国外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及其特点,最后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几点建议。     

IPO改革别再让投资者失望了

进入2013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再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一方面A股市场自去年11月2日浙江世宝上市后就一直处于“IPO空窗期”，根据分析，IPO的再次重启应该是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之后。另一方面IPo“堰塞湖”越积越高，截至今年1月4日，IPO在审待发企业已达到882家。如何分流IPO“堰塞湖”也被纳入到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国外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及其理论综述

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在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中几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 ,都普遍存在着显著的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对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进行研究仍然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课题之一。国外学者对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解释对我国认识这一现象将具有一定的启示。     

IPO承销商托市行为及其研究方法

新股的高初始收益率一直是IPO(首次公开发行)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学术界都是从发行价偏低(即IPO抑价发行)来解释这一异常现象的,但是自从Ruud提出承销商托市的观点后,学者们便开始从上市后的首日价格过高方面展开研究。文章对承销商托市的具体行为,其与新股折价发行的关系以及托市动机进行了阐述,并探讨了分别基于托市交易数据和后市异常现象的承销商托市行为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