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试论“心”的范畴在近代的演变

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别具特色、最为基本的范畴之一,相当于当代哲学的精神、意识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最早对心予以了重视,着重阐述了心的善良本性,探讨了心在认识领域的突出地位,使心成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核心。正是孟子首次树立了心的权威,使心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佛学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很快在中国得到了信奉、改造和传播。佛学理论主要是论证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的虚幻和彼岸世界(真如世界、涅 世界).的真实。实际上,佛学所讲的真如、佛性就是心本性,佛学的许多派别其实就是“心学。唯识宗、天台宗、禅宗的基本理论就是论征心本…     

朱子"心与理一"的人格理想

朱子和宋明理学的核心是本体论的人学,其主旨是为解决人生境界或人格理想提供本体和工夫的答案.在朱熹的人格理论里,人格境界有等级之分,最高的人格境界则是"心与理一"或日天人合一.     

论李二曲的心解四书

《四书反身录》为清初著名思想家李(二曲)晚年“心解”著作。与新兴起的经学注疏方式不同,二曲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心性修养为基础,以建立的工夫、本体、适用范畴框架为基本依据,对四书进行了高妙阐解,从而提升了其形上境界。     

“物”之呈现、聚集与诚明——基于阳明心学的考察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体”;经由意识之对象化而为身体所感触者,则为物之“现象”。而基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意识在自我象化的同时往往存在着小我的执着,遂使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破裂,“物”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者,而人亦为外物所役使。故而,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明工夫,物来顺应而不为物所役,最终回归源初的存在场域。究言之,阳明所论之“格物”,超越了单纯的事物认知而成为道德的工夫,“不诚无物”说也就获得了存有论的阐明。     

论“中和”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传承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美学的范畴。就像西部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一样,中国的钢琴文化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互映射的结果,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始终与西方钢琴音乐文化和睦相处,＂中和＂融合,＂和而不同＂;在中西音乐文化融合选择的同时,中国钢琴音乐家始终清醒地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从文化的视野审视中国钢琴音乐,＂中和＂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传承尤其显得重要。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契嵩"心"范畴的二重性及其意义

宋初云门宗契嵩的“心”范畴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为“本体之心” ,“心”具有更多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之心” ,“心”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心性论的继承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心性论的吸纳。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当时调和儒佛、佛道乃至戒定慧、禅教的需要 ,客观上表明儒学化 (世俗化 )是当时佛教发展的总的态势。     

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

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形态,和持论者的修身实践相关.儒家的工夫论在中晚明阳明后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朱子后学有所不同,阳明后学的工夫论既有沿着王阳明精神方向的进一步展开,也有不同于王阳明思想的其他形态.本文首先指出王阳明之后不同阳明后学在工夫问题上的一致追求,进而具体考察在此一致追求基础上不同工夫论形态的分化.依本文之见,在体用观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不同思维方式,是造成阳明后学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二元论体用思维方式之下的工夫论,可以说是阳明学话语形式下的朱子学形态,其后果是逐渐从阳明学内部产生了脱离阳明学传统的典范,尽管那种新典范并非简单地回归朱子学.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意境分析——以电影《白鹿原》中的戏曲元素为例

面对当下“娱乐化”与“高科技”相争衡的电影生存环境,电影《白鹿原》对戏曲艺术的回归再次唤醒了民族文化审美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电影的“重头戏”。作为民族电影的重要基石,民族文化符号历来备受中国导演的钟爱,而导演王全安在电影《白鹿原》中对戏曲元素的多重审美关照,使陷人困境的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为中国电影艺术注入了鲜活的民族印记。     

SPECIAL ISSUE：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d culture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作为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是把批判性地汲取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和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化,是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文化。这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三个相互联系的规定。“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其他规定都是这三个相互联系规定的逻辑展开。全面、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规定对于我们明确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世界历史方式以及中国文化创新的路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慧能禅与人间佛教

禅宗站在人的立场来言心性,它超越了先前那种注重解释所谓宇宙实相的心性论,“佛”、“佛性”等概念名相在“人”、“人性”的范围内获得直接的规定,在这一前提下,慧能的“见性成佛”实际上指向了“成人成佛”的问题。在“即心即佛”、“即性即佛”以及“直心是净土”等问题的阐释中,慧能禅彰显了其对于人性、生活以及生命这些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的伦理关怀。由此我们可以说,慧能禅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指向了人间佛教。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内容上是＂国际＂的,在形式上却是＂一国＂的。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解读为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其形式表现为＂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在内容上则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文化等方面。我们应当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好。     

＂Things Become＂ and ＂Things Becoming＂： Tradition and Cross-cultural Systems

从宇宙观到认识论的各种思维方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各方面自在和潜在的指导原则,就是传统。传统包含两个层次：“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古籍就是中国文化的遗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谱系。这个“过程”因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典籍和事物的不同解读和诠释而各异。这个“过程”所形成的传统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特别是“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强调“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抵制全球文化的单极性和同质性,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争取多元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世界进入多元多变的时代,研究传统的变异性和持续性,研究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发展,将使传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创新,推动人类走向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     

唐君毅文化哲学观综论

唐君毅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从形而上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索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他将道德自我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成为唐君毅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心观念,贯穿于唐君毅的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宗教观和人生论等整个文化活动之中,从而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观是一种超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具有统摄中、西、印三系思想中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发展到现代阶段。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自近代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根基。国学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国学的自我批判将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环节。     

Our Country＇s Ancient Learning Has a Mandate for Renewal

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虽然经受了西学的强烈冲击,但其命脉仍葆有生机。中华民族对于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差异互补“关系”与和谐“整体”的重视,以及通过这一关系和整体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构成了国学的思想实质。国学之“学”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儒学的“仁”道思想就是鲜明的体现。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无非是中华民族在外力作用下的“自我”变革与超越,那么,它恰恰可以通过对仁道思想继承和扩展,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必须经过文化与学术的充分“自觉”。     

大众文化的道德自觉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中国文化转型,使大众文化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霸权”,但大众文化表现出的物质性膨胀、消费异化及感性肤浅等特征与作为“类”的文化的精神性和理性追求及人格塑造功能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应深刻反思其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存在意义的忽视以及对“神圣”所表现出的轻慢态度,并承担起自身的伦理教化使命,回归其伦理本质。